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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第4页）

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

卿可撰录进来。”

[15]

在同朱子奢讨论数年之后，唐太宗又向褚遂良提出同样的问题，而褚遂良的回答比起朱子奢的回答更加明确：帝王不览国史，是含有希望“人主不为非法”

的深意，即具有历史监督的作用。

唐太宗向褚遂良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表明他是很在意这个历史监督的作用的。

褚遂良的回答很直率，即在守君臣之道和守史官之职二者之间，他只有放弃前者，坚持后者。

在场的刘洎讲得更加直白，君主的“不善”

，即使史官不记，“天下之人”

都会“记”

得的。

当然，“天下之人”

所“记”

，影响于当世；而史官所记，则影响于“悠悠千载”

，二者的作用有所不同。

这一番问答，真切地表明了从朱子奢到褚遂良、刘洎等，是坚决恪守史官职责的。

可惜他们所坚守的原则，最终还是在房玄龄那里“退却”

了。

房玄龄作为监修国史，负责修史事宜，终于同意把国史送呈唐太宗观览。

人们或许不必怀疑唐太宗亲览国史“以为鉴诫”

的真诚，但他作为一代明君，改变了人君不亲览国史的传统，给后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终究是一个缺憾。

房玄龄的“退却”

，同样也应视为这位名相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过失。

（二）不取“人情”

，坚持直笔

《唐会要·史馆下·史馆杂录下》记：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张易之、张昌宗密谋，“将图皇太子”

，矛头首先对着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并试图利诱大臣张说作伪证，“证明”

魏元忠支持皇太子早日即位。

张说“被逼迫，乃伪许之”

。

后经大臣宋璟、张廷珪和史官刘知幾等鼓励、劝说张说，不要被张易之等所利用：“大丈夫当守死善道”

，“朝闻道，夕死可矣”

，“无污青史，为子孙累”

。

于是张说面对武则天和朝臣说：“臣今日对百僚，请以实录”

，并“厉声言魏元忠不反，总是昌宗令臣诬枉耳”

。

这些话，使“百僚震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