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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1（第1页）

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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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

这一时期，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繁荣局面。

史学，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唐代也是有成就的。

被封建皇朝列为“正史”

的“二十四史”

，有1／3成书于唐初。

“三通”

之首的《通典》、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都是唐代著名的私人著述。

此外，官修史书如历朝起居注、时政记、实录、国史，私人著述如各类专史、方志、野史、笔记、杂说，以及公私谱牒等，数量都很多。

恩格斯在论及17、18世纪欧洲的哲学和文学时指出：“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

[2]唐代史学的成就，也是唐代封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

唐朝的最高统治集团，特别是唐初最高统治集团，都把史学作为巩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唐代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我国封建社会史学的发展中，是显著的。

唐代统治者是怎样看待史学的呢？

一、“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唐代开国皇帝李渊于武德五年（622年）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明确地提出了修史的目的：“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3]这个思想成了唐代统治集团对待史学的一个传统的思想。

贞观十年（636年），房玄龄、魏徵等修成《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五部史书，“诣阙上之”

。

唐太宗很高兴。

他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

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

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

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

[4]

这就是唐太宗在贞观三年（629年）命人修撰周、齐、梁、陈、隋五代史的目的[5]。

所谓“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