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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1（第2页）

对立、斗争的某些具体情况，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总结中国史学史上这一规律性的现象。

二

唐代，是中国史学领域果实累累、大放异彩的时期，其成就是极为可观的。

但是，曲笔作史者亦往往不乏其人，从而在唐代史学上投下重重的阴影。

曲笔作史的原因：或受人私惠，欲报己仇；或阿时取容，谀言媚主；或掩饰自身丑行，夸张故旧美德；等等。

质而言之，一为谋财，二为谋位，三为谋名。

即刘知幾所谓：“假人之美，藉为私惠”

，“诬人之恶，持报己仇”

[7]；“假奸回以窃位”

，“持谄媚以偷荣”

[8]。

足见曲笔作史的人，在个人品格上是十分低劣的，在政治目的上是极为肮脏的。

在唐代史学中，以“记事阿曲”

而臭名昭著者，莫过于许敬宗。

许敬宗在太宗、高宗二朝历任史官，主管朝廷的许多著述工作。

然而，正是这个许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

[9]；“身为国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

[10]。

《旧唐书》指出：“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

论者尤之。”

[11]这里，《旧唐书》所论，是有根据的。

其一，由于封德彝曾揭露许敬宗在其父遇害时表现得贪生怕死，因而“敬宗深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

。

其二，左监门大将军钱九垅本系皇家奴隶，“敬宗贪财与婚”

，嫁女予钱，“乃为九垅曲叙门阀，妄加功绩”

，使钱九垅在“国史”

中居显要地位。

其三，“敬宗为了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赔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

，并把唐太宗赐给长孙无忌《威凤赋》一事，移至尉迟敬德名下。

其四，庞孝泰本是个平庸无能的将领，曾随太宗出征，为敌所败，但“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

，冠以“名将”

头衔，等等[12]。

许敬宗就是这样一个把史职当作谋财、窃位、诬人、盗名的工具的人。

《新唐书》指出，许敬宗于“贞观中，除著作郎，兼修国史，喜谓所亲曰：‘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

’”

[13]他原来是要靠着曲笔作史来成立“门户”

的。

这种人，正是刘知幾所痛斥的“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

，哪里还有一点史家的味道！

像许敬宗这样放肆地曲笔作史，就是在封建统治者面前也通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