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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1（第3页）

后来唐高宗“诏刘仁轨等改修国史，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故也”

[14]，就是最好的证明。

唐代历朝均有实录。

“实录”

者，史官照“实”

而“录”

也。

若史官所“录”

非“实”

，后人改正，加以重修，应是无可厚非的，如唐高宗诏令刘仁轨等改修许敬宗所撰国史即是。

反之，若所“录”

属“实”

，他人妄加篡改，自然也成为一种曲笔，如许敬宗删改敬播所修国史即是。

这后一种情形，在唐代史学中是屡有所见的；究其原因，往往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某种势力的需要，令人改写“实录”

，曲笔为史。

譬如，唐文宗时，围绕着韩愈所撰《顺宗实录》的一场激烈的争论[15]，以及文宗在宦官的压力下诏令路随等改修《顺宗实录》[16]，武宗时对《宪宗实录》的改修，等等，亦属于类似的情形。

“实录”

和“国史”

是官修史书的主要部分，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尚可恣意删改，曲笔为史；那么，其他官方文书，则可想而知了。

唐代史官作史，往往“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

[17]。

有的行状，由于作者态度端正，方法严谨，基本符合事实，足以反映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

如柳宗元作《段太尉逸事状》，就是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后写成的，因而深得史家称赞。

但是，也有许多行状并非都以事实作为根据，一旦采入“正史”

，亦成曲笔。

唐宪宗时，史官李翱指出：“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

此不惟其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受恩之地耳。

盖为文者，又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其理。

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

[18]李翱从行状的内容到形式，从作者的身份和目的等方面，对于唐人行状虚妄的一面，揭露得十分深刻。

所谓“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其理”

，既无“古风”

，又非“实录”

，正是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事实去杜撰人物的传记。

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曲笔。

李肇《国史补》卷中记载说：“刘太真为《陈少游行状》，比之齐桓、晋文，物议嚣腾。”

如果说，李肇所记，是属于一种罕见的例子，那么，李翱所论，则是带有某种普遍性的情形。

上述种种曲笔，虽然采用的手法和表现的形式不尽相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使历史失去真实性和可靠性。

一旦曲笔猖獗，势必信史难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