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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1（第8页）

），因而在哲学上是受着唯心思想的影响和支配的。

从政治上看：“直书”

是政治上有力量的表现，“曲笔”

是政治上虚弱的表现。

唐太宗着力提倡“直书”

（“史官记事，何须有隐”

），说明他在政治上有魄力、有胆略。

反之，武三思之流监领史事则“曲笔”

为史（“苟饰虚词，殊非直笔”

），正是因为他们“立性邪佞，不循宪章”

[36]，政治上十分脆弱的缘故。

从学风上看：“直书”

是治史中的严谨作风和正直精神的反映，“曲笔”

是治史中的轻浮态度和奸诈作风的反映。

褚遂良敢于坚持“善恶必书”

，刘知幾不与世浮沉，吴兢藐视权贵，韩愈叙事切直……无不具有严谨的作风和正直的精神。

相反，如许敬宗、武三思、李义府者流，是把史职当作谋财、谋位、谋名的工具，当作诬陷他人、标榜自己的法宝，当作加官晋爵、夺取高位的阶梯。

一言以蔽之，史学在他们那里，完全成了一己之私的东西，失去了它的崇高尊严。

他们对历史任意加以宰割和**，为了各自的目的，总是要曲解和篡改历史。

这两种对立的学风，反映出两种道德标准。

如刘知幾所说：“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37]长于曲笔者，无疑是那些“邪曲”

的“小人”

；坚持直书者，当然是一些“正直”

的“君子”

。

从封建道德标准来看，大抵如是。

所以章学诚特别强调“史德”

的重要性，他指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

[38]这几句话，真可谓入木三分。

唐代史学中的“直书”

与“曲笔”

的对立，是中国史学史上这两种传统互相对立的一个缩影。

这两种传统，一直贯穿于整个封建史学之中。

[1]原载《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2]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3～194页。

[3]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6页。

[4]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