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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1（第7页）

“直书其事”

，目的是要让人们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安社稷”

“利万人”

。

如此等等，无不反映着统治者的政治上的需要。

同时，这也是史学传统影响的结果。

在中国史学史上，“直书”

是有长久的历史渊源的。

刘勰《文心雕龙》说得好：“史肇轩黄，体备周孔。

世历斯编，善恶偕总。

腾褒裁贬，万古魂动。

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32]春秋时期齐国南史氏、晋国董狐，是“直书”

的开山；其后，历代史家追随、模仿，蔚为风气，成了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

褚遂良决心“守官”

；杜正伦要尽“愚直”

；刘允济视财物如浮云，以直书为天职；刘知幾“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

而著《史通》[33]；以及吴兢之刚直不阿，不取人情，魏謩之讲求信史，取信后人，等等，都是这种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当然，封建史家的这种“直书”

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刘知幾认为：“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34]在他看来，“直道”

最终还是要服从于“名教”

的。

这正是一般封建史家不能彻底越过的一道藩篱，也是封建史学中“直书”

传统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表现之一。

毛泽东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

[35]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对一切封建史学遗产，包括那些秉笔直书的封建史家的著作和思想，都应对其作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

四

“直书”

与“曲笔”

，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史方法，是互相对立的。

从中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从哲学上看：“直书”

以事实为根据，“曲笔”

以主观为根据。

前一种治史方法，因为比较注重从事实出发（“直书其事”

），在哲学上是受着唯物思想的影响和支配的。

后一种治史方法，不尊重客观事实，以主观需要作为依据（“爱憎由己，高下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