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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1（第6页）

[45]。

《元和姓纂》。

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七月，太常博士林宝撰，王涯为之序，故《唐会要》题为“王涯撰”

[46]。

关于林宝撰《元和姓纂》的起因，宋人陈振孙曾这样写道：

《元和姓纂》十卷，唐太常博士三原林宝撰。

元和中，朔方别帅天水阎某者，封邑太原，以为言。

上谓宰相李吉甫曰：“有司之误，不可再也！

宜使儒生条其源系，考其郡望、子孙、职任，并总缉之。

每加爵邑，则令阅视。”

吉甫以命（林）宝，二十旬而成。

[47]

把一个天水人封邑于太原，被视为笑话，以致唐宪宗非常生气。

为了使有司不再犯类似错误，林宝乃受命撰成《元和姓纂》，以备“每加爵邑，则令阅视”

之需。

《皇室永泰谱》与《续皇室永泰谱》。

此二书分别撰成于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和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

唐代官修谱书，至此已明显地衰落下来。

第一，在著述规模上已大不如前，说明修订新的大型谱牒已不是最高统治集团的迫切政治需要；第二，在著述内容上也日渐狭窄，由修撰总谱而变为修撰皇室谱，说明刊正全国姓氏、区分门第高下已逐步失去了它原有的那种重要意义。

《皇唐玉牒》。

此书《旧唐书·经籍志》不著录。

《新唐书·艺文志》云：“《皇唐玉牒》一百一十卷。

开成二年，李衢、林宝撰。”

如同李衢、林宝是唐代谱学家的两位殿军一样，他们合著的《皇唐玉牒》乃是唐代官修谱书的尾声。

在唐代谱学著作中，除了这些官修谱牒外，还有许多私家著述的谱牒，其中多以家谱为主。

例如，著名史家刘知幾曾撰《刘氏家史》15卷及《谱考》3卷[48]。

比刘知幾稍早一点的王方庆（？—702年），“博学好著述，所撰杂书凡二百余卷”

[49]，曾著《王氏家牒》15卷、《家谱》20卷。

武则天时的四门博士、直弘文馆王元感一生中著书数百篇，“年虽老，读书不废夜”

[50]，撰《姓氏实论》10卷。

凡此等等，《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所载甚详，不一一赘述。

综上所述，不论从谱学家来看，还是从谱学著作（主要是官修谱牒）来看，唐代谱系之学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自唐初至玄宗以前为发展时期，玄宗年间为全盛时期，肃宗以后为衰落时期。

唐代谱学的这个兴盛、衰落的发展趋势，是同唐代的政治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同唐代地主阶级中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矛盾、斗争相关联的。

二、唐代谱学和唐代的士庶斗争

有唐一代，为什么那么多的史家、学者潜心积思，致力于谱学的研究？为什么最高统治集团如此重视谱系之学，组织修撰了一部又一部大型谱牒著作？究其主要原因，这是唐代政治生活的需要，即是最高统治集团为了调节地主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的需要。

唐代谱学是唐代政治的附属品和折光镜：它从属于政治，又曲折地反映着政治；它由于政治上的某种迫切需要而发展起来，又随着此种需要的迫切性的逐步消失而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