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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1（第7页）

早在南朝时期，士族地主的政治势力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庶族地主在政治上的权势则不断上升。

庶族地主中的一些人，“有的致位将帅，任专方面；有的作为皇帝的爪牙，出任宗室诸王镇将的典签，实际上掌握了州郡和军府的权柄。

在中央政权中，寒族地主充当中书省的通事舍人，参预机密，出纳王命，权势更为显赫”

[51]。

隋朝统一后，在全国实行均田制和科举制，进一步削弱了士族地主的势力。

在轰轰烈烈的隋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

[52]，给士族地主以特别沉重的打击。

但是，士族地主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众所周知，李唐皇朝就是依靠着关陇士族、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和一部分庶族地主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

因此，唐太宗初年，随着唐皇朝对各地大规模军事征服活动的结束，以及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和政治统治的逐步走上轨道，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稳定统治秩序，唐太宗在采取一系列经济、政治措施的同时，还十分注重调整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

《氏族志》的修订，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

，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条是普遍搜集全国谱牒，“凭据史传考其真伪”

，真者存之，伪者黜之，即仍然承认魏、晋以来的士族地主的门阀地位。

另一条是“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

；所谓“忠贤”

“悖逆”

，自然主要是视其对李唐政权的态度而定。

前一条原则注重于历史，后一条原则则着眼于现实。

但是，传统的门阀观念很深的高士廉诸人，根据这两条原则，在《氏族志》的初稿中，依然习惯地把山东崔干列为第一等。

对此，出身于关陇士族且又身为最高统治者的唐太宗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事实上是自唐皇朝建立以来，最高统治者就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过山东士族[53]，现在居然又搞出了一部把山东崔氏置于天下之冠的《氏族志》来，这使唐太宗不能不感到愤慨。

因此，他严厉而又明确地指出：

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

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

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祇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

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

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币，犹被偃仰。

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

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

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54]

在这里，唐太宗强调了：第一，必须突出皇室的崇高地位，以歌颂其“平定四海，天下一家”

的盛德；第二，“崇重今朝冠冕”

，以肯定开国元臣们的“功效显著”

；第三，重新评定山东士族的门第，以符合他们“世代衰微，全无冠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