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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略论（第10页）

此之为过，甚于日月之食，岂尽善之谓乎！

[25]

作者充分肯定了刘邦在政治上的谋略和成功，但也批评了他在对待吕后的“邪辟”

上的迁就和无力，以致弄到“几亡社稷”

的地步，这是重大的过失，怎么能说他是尽善尽美的人呢！

可见在作者看来，所谓明者可为规范，昏者可为鉴戒，二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

这里面包含着作者在评论历代帝王时的朴素辩证观点。

4.重人事而斥天命。

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论述历史事件或评价历史人物时，常常摆脱不了“天命”

的束缚，这种束缚的程度，自然因人而异。

不过，也确有少数史学家是不大相信“天命”

的，甚至对“天命”

进行指斥。

从总的倾向来看，《帝王略论》是属于后一种情形。

它关于宋文帝的评价，是涉及对于“天命”

的态度的：

公子曰：宋文宽仁之君，享国长久，弑逆之祸，为何所由？善而无报，岂非命也？

先生曰：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仁有爱育之功，义有断制之用，宽猛相济，然后为善。

文帝沉吟于废立之际，沦溺于嬖宠之间，当断不断，自贻其祸，孽由己作，岂命也哉！

[26]

这一段话表明，宋文帝的“弑逆之祸”

，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恰恰相反，这正是他自己的种种失误所酿造出来的。

“沉吟于废立之际，沦溺于嬖宠之间”

，这在历代封建君主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也是许多次政治动乱，甚至引起朝代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此论，对宋文帝来说固然不错，对后世的封建君主也有警诫的意义。

在讲到南朝宋齐二代“废主”

之多的问题时，作者把自己关于天命同人事的看法说得更明确了——

公子曰：宋、齐二代，废主有五，并骄**狂暴，前后非一，或身被杀戮，或倾覆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所弃，用亡大业者哉？

先生曰：夫木之性直，匠者柔以为轮；金之性刚，工人理以成器。

岂天性哉，盖人事也。

惟上智与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皆由训习。

自宋、齐以来，东宫师傅，备员而已，贵贱礼乐，规献无由；且多以位升，罕由德进。

善乎哉？！

[27]

这里，不仅强调了“人事”

的作用，而且把人事也讲得很具体，很切实，即教育的作用。

《帝王略论》着重于论，但它在这里，也从史实上概括了宋、齐二代“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