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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明君的君主论（第2页）

，分75目，从个人修养、政治作风、治国得失等方面编纂文献，以明其大概。

这75个事目是：总载、帝系、诞载、奇表、征应、福禄、潜晦、殷忧、登庸、创业、应运、功业、帝德、孝德、睦亲、体仁、宽惠、行义、行礼、幼知、神智、诚信、齐圣、克明、知人、谦让、恭敬、威仪、俭德、勤劳、务农、弘量、纳谏、赦宥、责躬、诫惧、教化、来远、求贤、用贤、优贤、好学、尊师、艺能、慕道、武功、谋猷、雄才、搜狩、思治、识治、至治、巡行、制作、兴造、迁都、守文、中兴、敕诫、抚劳、责让、叹美、赏赐、哀伤、追旧、猜忌、微行、恩幸、奢侈、废立、昏德、失政、禅位、太子、霸等[5]。

其中，有些事目今天看来荒唐、无意义，但大多事目，还是与社会历史有密切关系的。

后人编纂类书，多受其影响。

这虽然不是系统的“君主论”

但他已把“帝王”

亦即“君主”

作为一种现象进行综合考察。

同时，虞世南还有另一部书《帝王略论》，“略”

是事略，“论”

是评论，全书以问对形式表述，对历代帝王作了评论，且多用比较方法。

例如，《帝王略论》以晋武帝和隋文帝为例，将同一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相比，说明一个君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发生变化。

以晋武帝和晋明帝相比，说明“臣下之功”

与“人主之功”

是不应混同的，又以陈文帝与陈宣帝相比，说明前者有武功和文治，而后者是“度量弘广”

，这都是以同一朝代之不同的君主相比。

再者，以不同时期的朝代君主相比，如以周之成、康与汉之文、景相比，说明这些君主都各有作为。

还有，以同一时期的不同皇朝的君主相比，如将曹操、刘备、孙权三人相比，以北齐、北周的君主相比，而一一论其长短、优劣，等等。

作者视野开阔，显示出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

然此书亦非综合论述君主的著作，但对以往君主作系统的评论，还是颇有新意的。

虞世南的这两部书，在帝王研究方面，应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唐高祖李渊曾命欧阳询等编纂《艺文类聚》一书，此书有“帝王部”

4卷。

其“总载帝王”

似有“总论”

性质，所记是历代文献中对天子、皇帝、君主的解说。

再者便是引用前人的评论如贾谊《过秦论》、干宝《晋纪·总论》等。

其主要部分是记历代“帝王”

，从所谓“天皇氏”

“地皇氏”

“人皇氏”

等直到南朝陈宣帝止，是历代“帝王”

的简要介绍，其文也是撷取前人所撰之文献，并无什么新意[6]。

唐初还有徐坚等人编纂的《初学记》一书，其卷九为《帝王总叙》，从传说中人物讲到晋武帝司马炎，传说多于历史，只是世代排列而已，引用《帝王世纪》处甚多[7]，亦与“君主论”

没有多大关系。

以上所述，是唐太宗撰《帝范》以前，历史上关于帝王之史与论的一个极简略的回顾。

从这一回顾中可以看出：第一，关于帝王或君主，历来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历史撰述，不可不涉及帝王或君主；第二，这些回顾中所涉及的撰述内容，大多不是出于帝王或君主本人之手，而是出于史家之笔；第三，这些内容，或就事论事，或对某一帝王或君主作评论，或对某一帝王（君主）与另一帝王（君主）作比较性的评论，虞世南的两种著作，已触及君主现象，未曾把帝王或君主作为一个政治现象与历史现象进行理论概括。

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撰《帝范》十二篇，改变了上述局面：唐太宗作为一个君主，他把帝王作为一个政治现象来研究，写出了从理论上综合评论帝王的专文，这无疑是一篇以君主的身份讨论君主的宏文，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和政治思想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