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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明君的君主论（第3页）

二、唐太宗的君主论

如果说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是用比较的方法，从德行和事功两个方面评价了历代帝王的话，那么，唐太宗的《帝范》则主要是从理论上阐述了一个理想中的帝王的准则。

《帝范》是唐太宗辞世前所撰，当作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正月，即他辞世的当年；但也有说是作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即他辞世的前一年[8]。

唐太宗为什么要写《帝范》？这是我们今天考察唐太宗和《帝范》必须弄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有政治发展上的必然性，而且也有个人思想发展上的必然性。

《帝范》为何而作？

首先，这是唐太宗给皇太子的政治遗嘱。

他在《帝范·序》中明确地写道：

汝以幼年，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

余每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

自轩昊已降，迄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

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

[9]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唐太宗对于皇太子在政事（君臣之礼节）和民事（稼穑之艰难）两个方面都不是很放心的。

一个君主，如不能处理好君臣关系，不能关注民生，是无法巩固自己的统治的。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唐太宗的政治作风和为政之道。

他曾特别强调《汉纪》一书“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

[10]，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作风。

他对于民事的关注，无疑是他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从积极方面看，他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11]。

从消极方面看，他同魏徵等人讨论君与民犹如舟与水的关系，并以此教导太子，不要把百姓生死休戚置若罔闻[12]。

从上引这段话里，还可以看出，这份政治遗嘱，是唐太宗结合自己的政治实践，从丰富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一些重要的理论性认识，所谓“自轩昊已降，迄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

，反映出他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宏大的政治气魄。

在他看来，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而历史正是现实的镜子。

从这个意义上讲，唐太宗的这份政治遗嘱，是政治领域中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创造之统一体。

其次，这是唐太宗对自己的一份政治反省。

《帝范》作为一份沉甸甸的政治遗嘱，其意义是重大的。

正如唐太宗在赐太子李治《帝范》时对左右大臣所说：“饬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

[13]。

可以说，这是他对整个唐皇朝的最后的交代。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从唐太宗本人的自我评价来看，《帝范》也是他的一份反省之作，自鉴之作。

他在《帝范·后序》中语重心长地对太子讲道：

欲悔非于既往，唯慎过于将来。

择哲王以师，与无以吾为前鉴。

夫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其为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

吾在位已来，所缺多矣。

奇丽服玩，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

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