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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明君的君主论（第7页）

此崇文之术也。

[22]

唐太宗对“崇文”

有深刻的认识，认为“崇文”

所得到的益处是“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

。

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君主不知天下，昧于古今，那是不可想象的。

他进而指出：“光于天下不朽者，其唯为学乎！”

他在下文作结论说：“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

唐太宗年轻时戎马生涯，深知“阅武”

之重要；但“守成”

之时，“崇文”

的重要性更凸显出来，这就叫作“与时优劣，各有其宜”

。

联想到汉初刘邦与陆贾的对话，所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23]可以看到历史经验给予人们的智慧，本有相通之处，且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帝范》十二篇，反映了唐太宗的政治思想，也凝练了他的“君主论”

，使其成为中国史学上“君主论”

的一篇杰作，反映了7世纪中华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帝范》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帝范·序》起首说的“皇天眷命，历数在躬”

云云，还是给皇位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这些话，或许已经成了不能不说的官样文章，但它毕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再者，《帝范》所宣扬的是君主的权威和作用，虽然它也讲到“民者国之先”

之类的话，但“民”

的活动总是脱离不了君主光芒的照耀。

唐太宗在《帝范·后序》中对《帝范》作了这样的小结，他说：

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

安危兴废，皆在兹乎！

古人有言：非知之难，唯行不易；行之可勉，唯终实难。

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岂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

小人皆俯从其易，不能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

君子劳处其难，不能逸居其易，故福庆流之。

是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

[24]

他把《帝范》称为“帝王之大纲”

当不为过，因为“安危兴废”

都包括在其中了；他又指出，知之不难而行之难，始终行之尤其难，这都是说的实话。

由此可以证明，《帝范》一文，原本论的是那个时代的理想中的君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