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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学1（第2页）

[7]。

他们把令狐德棻所做的工作又向前推进了。

所有这些，对于唐初大规模的修史工作和其他方面的撰述工作来说，都提供了文献上的准备；同时，这也是唐代文化获得多方面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征兆。

令狐德棻在这方面所做的建设性的工作，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新唐书》卷一百二后赞云：

夫典章图史，有国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败，陈诸前而为之戒。

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诚知治之本欤！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前人已十分重视令狐德棻在这方面的见识和贡献。

二

令狐德棻是唐初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史学活动深深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史学。

《旧唐书》作者认为：“武德已（以）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

[8]《新唐书》本传亦称：唐初“修撰之原，自德棻发之”

[9]。

这是对令狐德棻在唐初史学上的地位之极其中肯的评价。

然而，历来治史学史者，对于令狐德棻在史学史上的这一重要作用，不曾给以应有的重视，因而也不曾给以恰当的评价。

令狐德棻是唐初第一个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修撰前朝诸史的建议的史学家。

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38岁的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李渊提出如下建议：

窃见近代已（以）来，多无正史。

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

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

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

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

[10]

在这里，令狐德棻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修撰近代“正史”

的重要性；同时，又从政治的角度，提出了修撰周、隋二史的必要性；其中也还讲到修撰近代诸史的可能性。

这个建议，有理有据；对于唐皇朝来说，它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紧迫的。

因此，唐高祖采纳了令狐德棻的建议，并在武德五年（622年）十二月下达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

诏书写道：

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伏羲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

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祁，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

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

然而简牍未修，纪传成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

朕握图御宇，长世字民，方立典谟，永垂宪则。

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

[11]

在令狐德棻的促成之下所产生的这道修史诏书，指出了史职的重要和修史的目的，提出了修撰前代历史的内容和要求。

李渊在诏书中还对修撰前代各史的作者作了任命：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修齐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修陈史。

但是，这次修史工作，经过几年的时间，竟不能就而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