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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学1（第3页）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复命诸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撰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撰齐史，著作郎姚思廉撰梁、陈史，秘书监魏徵撰隋史，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与魏徵总监诸代史。

在这次修史工作中，令狐德棻发挥了他在史学上的才能，促进了修史工作的顺利进行。

根据唐太宗的指示，他不仅仍然主编周史，而且还负责“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

。

这是他开创唐初修史之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应当看到，此次修史跟前次修史相比较，在工作上有几点不同之处：一是由房玄龄、魏徵“总监诸代史”

，负总的责任；二是由令狐德棻做“总知类会”

的工作，协调诸史的内容和体例；三是发挥了李百药、姚思廉这两位具有家学传统的史学家的作用，使他们得以在其先辈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有关史书的撰述；四是“众议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

。

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修史工作的迅速进行。

贞观六年（632年），令狐德棻迁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

贞观十年（636年），梁、陈、齐、周、隋五史修成，令狐德棻以修周史而受到皇家奖励。

此后十年，令狐德棻在仕途上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挫折。

贞观十五年（641年），他转任太子右庶子，为太子承乾官属。

贞观十七年（643年），承乾谋反事败露，其一部分官属被太宗“引大义以让之，咸坐免”

[12]，令狐德棻亦随例除名。

次年，他被起用为雅州刺史[13]，不久又坐事免。

这时，他已经是一个62岁的人了。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令狐德棻还有没有机会继续发挥他的史学才能呢？

贞观二十年（646年）闰二月，唐太宗下达《修〈晋书〉诏》，说：《晋书》“但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绪烦而寡要，思劳而少功。

……遐想寂寥，深为叹息。

宜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

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亦量事追取”

[14]。

唐太宗重修《晋书》的决定，使令狐德棻得到一个重新回到史学事业上来的良好机会。

在房玄龄的推荐下，他被唐太宗批准参加重修《晋书》的工作。

在修撰《晋书》工作中，令狐德棻所发挥的作用是很关键的。

《旧唐书》本传说：“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

《新唐书》本传也认为：“预柬凡十有八人，德棻为先进，故类例多所诹定。”

这里说的同修18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李怀俨[15]。

令狐德棻能够被“推为首”

，足见他是一位才能突出、很有声望的史学家。

他对于制定《晋书》的体制和类例，负有主要的责任。

这一点，两《唐书》都说得很清楚。

但是历来也有另一种说法，即认为《晋书》的撰写体例是敬播制定的。

《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载：“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详其条例，量加考正。

……凡起例皆（敬）播独创焉。”

《新唐书·敬播传》也说“（敬播）又与令狐德棻等撰《晋书》，大抵凡例皆播所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