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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初史家群体及其正史撰述1（第10页）

这里，再一次显示出了魏徵的唯物历史观。

《旧唐书·魏徵传》指出：“《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

[45]《隋书》乃魏徵主修，其史论署为“史臣曰”

。

《梁书》《陈书》总论则署为“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

；《北齐书》总论署为“郑文贞公魏徵总而论之曰”

。

贞观十年，魏徵已官至侍中、封郑国公，前者书之不误；后者当为后人改署，因“文贞”

系贞观十六年（642年）魏徵去世后朝廷所赠谥号。

要之，魏徵以其深于理解历史且善为史论，故能在“总监”

五代史撰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时人称为“良史”

。

唐初史家群体因其所处时代的推动及其自身的优点，从而在30年间先后撰成八部正史，成为中国史学史上值得彰显的一页。

总结其中的经验，尤其是分析主客观的种种因素与正史撰述的关系，对于后人认识这一史学现象，颇具启发意义。

这里，有两点尚须作简要说明：一是唐初史家在有关这30年中，其撰述成就并不限于八部正史，对于他们撰写的其他著作，因与本文多无直接关联，故从略。

二是后人对这八部正史曾有过这样那样的批评，如《梁书》《陈书》《北齐书》为作者父祖立传；《晋书》参撰者不乏文学之士，喜采奇文异说入史；《南史》《北史》增删“八书”

处多有不当，等等。

这些批评大多不无道理，是研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不必为前人掩饰。

钱大昕说得好：“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

[46]后人对于唐初史家群体所撰八部正史，不是也应当这样看待吗？

[1]原载《人文杂志》2015年第6期。

[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69页。

[3]参见刘知幾：《史通》原序，明载其历官经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4]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

[5]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前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1页。

[6]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移置》，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89页。

[7]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

[8]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9]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记：“十七年，尚书右仆射褚遂良时以谏议大夫奉敕修撰《隋书》十志，复准敕召延寿撰录。”

（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页）按：“《隋书》十志”

即《五代史志》，可见当时两种称法都存在。

[10]参见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唐太宗《修〈晋书〉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11]《晋书》成书年代，参见杨翼骧等：《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1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40页。

[12]刘昫等：《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5页。

[13]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前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2页。

[14]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15]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4页。

[16]参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