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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1（第1页）

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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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是唐太宗统治集团中的主要决策人物之一，其政治活动表明，他是一个谙于当代政事的史论家，又是一个富有历史感的政论家。

魏徵之所以被史家誉为“雅有经国之才”

[2]，同他在这两个方面的修养有密切的关系。

他的政论和史论在唐初政治活动和史学活动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以诤臣与良史名于世。

魏徵的史论，主要见于他主持撰写的《隋书》纪、传的评论，以及他参与监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帝纪总论。

史载：“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

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

《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

[3]1979年，笔者曾撰《略谈〈隋书〉的史论》一文，对魏徵史论的史学价值和政治意义作了粗浅的评论[4]。

魏徵的政论，除见于唐玄宗时史学家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外，还见于两《唐书》本传所载。

近世以来，流传较广者有清光绪年间王灏所辑《畿辅丛书》中之《魏郑公集》和《丛书集成初编》本之《魏郑公集》[5]。

据《旧唐书》本传所载，魏徵曾“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

，这颇使唐太宗不悦，但史官得以保存这些“谏诤言辞”

，恰也证明唐太宗能够纳谏的气度和胸怀。

当然，更令魏徵和唐太宗始料所不及的，是这些“谏诤言辞”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们作为诤臣和明君的形象更加凸显于后世。

如前所述，魏徵的史论和政论有密切的联系，笔者在讨论他的史论的政治内涵的基础上，这里将进一步考察他的政论的历史底蕴。

这两个方面，本质上都是从积极的方面说明史学同政治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魏徵以其特殊的身份、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贡献，以至他的言论、行事早在唐高宗、武则天时，便为人所重，人们或编其文集，或著其事迹[6]，这使魏徵几乎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旧唐书》作者这样评价魏徵：

……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

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

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

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

虽汉之刘向、魏之徐邈、晋之山涛、宋之谢朏，才则才矣，比文贞之雅道，不有遗行乎？前代诤臣，一人而已。

[7]

这个评价，把魏徵的政治见解、做人品格、处事原则都讲到了，其中所谓“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

，即《旧唐书》所记载的“频上四疏，以陈得失”

，也就是《魏郑公集》中所收录的四篇《论时政疏》。

据《旧唐书》本传所载，魏徵于贞观十年（636年）被封为郑国公，同年拜为“特进”

，这是极高的荣誉。

魏徵所上四疏，即其在拜为特进的当年及次年所作。

按吴兢《贞观政要》一书所录，其第四疏上奏于贞观十年（636年），收录在此书《诚信》篇；第一、二、三疏，均上奏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其中第一、二疏收录在此书《君道》篇，第三疏收录在此书《刑罚》篇。

吴兢《贞观政要》按政事内容分类，凡魏徵及其他大臣之政论皆以类相从，收录于书中，反映了史学家的良苦用心。

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即从《旧唐书》所录四篇奏疏着眼，讨论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但并不完全受此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