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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1（第10页）

司马迁的这些论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不能不影响有丰富历史知识的魏徵，而司马迁和魏徵在用人方面的思想也会影响到魏徵以后的史学家，司马光即是突出代表。

司马光在《历年图序》中指出：“国之治乱，尽在人君。

人君之道有一，其德有三，其才有五。”

他把“人君之道”

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那么什么是“人君之道”

呢？司马光论述道：

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

蕞尔之国，必有正直忠信之士焉，必有聪明勇果之士焉。

正直忠信之谓贤，聪明勇果之谓能。

彼贤能者，众民之所服从也，犹草木之有根柢也；得其根柢，则其枝叶安适哉？故圣王所以能兼制兆民，包举宇内，而无不听从者，此也。

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

[32]

从司马光的这些论述来看，可以说他继承了魏徵的历史思想，而且在理性认识方面又向前推进了。

由此可见，从司马迁、魏徵，到司马光，史学家们对于用人与治国安邦的密切关系，在认识上具有连贯性，是重要的政治思想遗产。

而在政治实践方面，魏徵因其时代条件、政治地位和社会伦理关系的特殊，而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可以看作是“贞观之治”

的指导思想之一。

四、余论

魏徵的这四篇上疏，论时政之道而始终不离开以史为鉴，显示出他是一个有深邃历史见识的政治家。

他的这些政论，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作用？《旧唐书》本传所载甚为简略，作者这样写道：

太宗手诏嘉美，优纳之。

尝谓长孙无忌曰：“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

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

朕从其语，天下大宁。

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

此皆魏徵之力也。”

[33]

这段话置于魏徵上第四疏之后，好像是针对魏徵的这四篇上疏所说的。

但细察其意，这话是针对唐太宗自“即位之初”

以来魏徵的历次上疏、诤谏的评价。

那么，对于这四篇极有影响的论时政疏，唐太

宗当时是怎样看待的呢？吴兢《贞观政要》一书留下了一点历史的痕迹：

——当唐太宗读到魏徵关于知人、用人与政治“危亡”

这篇上疏时，“览而叹曰：‘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

[34]

——当唐太宗读到魏徵论居安思危、明德慎罚之疏时，“深嘉而纳用”

[35]。

——当唐太宗先后读到魏徵关于历史上为何“克终者鲜，败亡相继”

以及“十思”

之疏时，甚为震动，史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