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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1（第11页）

太宗手诏答曰：“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

披览忘倦，每达宵分。

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公之所陈，朕闻过矣。

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

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

迟复嘉谋，犯而无隐。

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36]

纵观《贞观政要》的这几处记载，大致可以说明唐太宗对魏徵的这四篇上疏的积极反应，一方面是对魏徵的赞扬，一方面反躬自察，所谓“公之所陈，朕闻过矣”

，“朕将虚襟静志，静伫德音”

等语，反映了一代明君的气度与见识，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诤谏和纳谏的一段极有影响的史事，它告诉后人一个道理：诤谏，不仅需要政治上的胆识，还需要历史智慧；而纳谏不仅需要气度，还需要真诚。

当然，尽管如此，魏徵试图以自己的历史智慧和政治勇气，提出避免历史上的“取之者易而守之者难”

，善始者多而克终者寡的规律性现象，因阶级的、历史的局限而必不能实现其目的，但他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并力图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所做的思考，还是很有意义的。

魏徵之所以不能从事实上解决他所提出的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正是因为他揭示的是一个历史的法则、历史的规律，而这一法则、这一规律是身处当时环境之中的人所无法解决的。

具体说来，魏徵不论讲了多少道理，有些道理甚至是深刻的和精辟的，但他始终是把希望寄托在唐太宗一人的身上，这当然也产生了一定的政治作用，但事实上唐太宗不仅与魏徵生活在同一个历史环境之中，而且他本人也是在变化的，晚年的唐太宗也是向着消极、懈怠的方向发展。

早在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徵上“十渐疏”

，起首这样写道：

臣奉侍帷幄十余年，陛下许臣以仁义之道，守而不失；俭约朴素，终始弗渝。

德音在耳，不敢忘也。

顷年以来，浸不克终。

谨用条陈，裨万分一。

[37]

“十渐疏”

所指出的唐太宗“其渐不克终”

的十个方面是：求珍奇，倾民力，拒直谏，远君子，尚奇异，轻臧否，好畋猎，疏上达，荒政事，重徭役。

魏徵对唐太宗在这十个方面的变化深为忧虑，他在“十渐疏”

的最后写道：

夫祸福无门，惟人之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

今旱熯之灾，远被郡国，凶丑之孽，起于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惧忧勤之日也。

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臣所以郁结长叹者也！

[38]

这一点唐太宗本人也是承认的[39]。

至于唐太宗以后的唐朝君主，虽有唐玄宗、唐宪宗等有作为的君主，但总的趋势，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断由盛而衰了。

对此，北宋史家范祖禹在其所著《唐鉴》一书中作了深刻的分析[40]。

在中国古代，一个帝王如唐太宗这样的“明君”

，一个朝代如唐朝这样盛大的皇朝，尚且不能走出“克终者寡”

的历史规律，何况历史上的其他帝王、其他朝代！

唐太宗、魏徵以及历史上其他一些政治家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寻求摆脱这种现象的出路，虽然都未能如愿，但却给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思考，这或许就成了他们对历史贡献的一部分。

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是他的政治敏感和历史智慧相结合的表现，也是他的诤谏风格的突出特点，政治和史学的关系，在魏徵那里，实际上也就是古今关系的反映。

作为政治人物的魏徵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