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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北史》散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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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撰著的《南史》80卷、《北史》100卷,是中国封建社会“正史”
中有一定影响的两部史书。
这两部书是隋唐时期统一的政治形势的产物,并为这个统一的政治形势服务的。
但因《南史》多出于《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北史》多取材《魏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故一千多年来,论者蜂起,议论横生。
然而,无论是宋人的称道,还是清人的指摘,均未就《南史》《北史》的撰著者的著述思想和旨趣作深入的讨论。
基于此,本文试图就李延寿所著《南史》《北史》的思想渊源、政治倾向及前人对《南史》《北史》的评价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的同志们。
一
李延寿撰《南史》《北史》,是继承了他父亲李大师的遗愿。
从这个意义来看,《南史》《北史》的著述是有其家学渊源的。
李大师(570—628年)[2]曾多年仕隋,隋亡后入唐。
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南北朝对立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他20岁那年(589年),隋皇朝统一全国,结束了自西晋灭亡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局面。
继隋而起的,又是统一、强盛的唐皇朝。
正是这种由分裂、动乱走向统一、安定的重大的历史变动,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繁荣兴盛的局面,也给当时的史学以深刻的影响。
这个影响的突出表现之一,便是对于统一的政治局面的反映和肯定。
李大师无疑是受到了这个历史环境的影响的。
李延寿回忆说:“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
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
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
[3]这一段话,概括了李大师对于历史著述的主要旨趣。
第一,他要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以南北互相诬骂、彼此以“索虏”
和“岛夷”
相称的惯例;第二,他要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以本国详、他国略的通病;第三,他要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因种种偏见而造成“往往失实”
的缺陷。
总之,他的这些主张,贯穿了天下统一的思想,因而他打算“编年以备南北”
,以编年体的形式撰写贯通南北朝史的著作。
从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国家的统一,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
隋炀帝时,郞茂撰《隋诸州图经集》100卷[4],崔赜等撰《隋区宇图志》250卷[5];唐太宗时,诏令大臣和史官撰写“五代史”
(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6]与《晋书》[7],都是在统一的政治形势下才能做到的。
房玄龄、褚遂良在其主持修撰的《晋书》的30载记中,只说僭伪,而不强调华夷,这与南北朝时期史书,北以南为“岛夷”
、南以北为“索虏”
的对立态度不同,而反映了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
李大师是隋唐之际人,卒于贞观二年(628年)。
其时,不独《晋书》远未撰成,就是“五代史”
亦尚未着手编写,足见李大师这种明确的倾向统一的思想是很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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