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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八书二史1（第12页）

《南齐书·州郡志》比较简略。

《隋书·地理志》主要记有隋一代的建置情况，但于注文中并记梁、陈、齐、周的建置因革。

《魏书·刑罚志》写出了北魏制定律令的过程。

《隋书·刑法志》写出梁、陈、齐、周、隋的律书编定及统治者立法、毁法的恒情，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

《隋书·经籍志》是东汉以来中国目录学专书的新成就，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概括了唐代以前中国学术文化的源流，是历史文献研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它在图书分类法上对唐以后直至清代，都有深远的影响。

因此，它是每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人的必读书。

近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认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北周。”

[21]他的这个看法，对我们了解、研究南北朝的典章制度是有启发的，对于我们阅读“八书”

诸志也是有启发的。

[1]原载《文史知识》1982年第7～8期。

[2]李百药：《北齐书》卷三十七《魏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88页。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六《史部·正史类二》：“虽‘八书’具列，而‘二史’仍并行焉。”

（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10页）张应昌《〈南北史识小录〉补正》序：“以‘两史’及‘八书’较之，间有误处，辄为正之。”

（同治十年武林吴氏清来堂校刊本）

[4]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三“宋书”

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6页。

[5]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页。

[6]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4页。

[7]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0页。

[8]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二《令狐德棻传》附《李延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6页。

[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二《经籍考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82页。

[1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六《史部·正史类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09页。

[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5页。

[12]李延寿：《南史》卷二《宋本纪中·文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页。

[13]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二《临川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40页。

[14]李延寿：《南史》卷十三《梁宗室上·临川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76页。

[15]沈约：《宋书》卷五十四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0页。

[16]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0页。

[17]沈约：《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28页。

[18]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82页。

[19]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九“以家为限断不以代为限断”

条，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该卷第2页。

[20]僧祐：《弘明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5页。

[2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