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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八书二史1（第10页）

从编撰形式来看，《魏书》和《南史》《北史》都大量地采用了家传。

前者是附传的人数多，凡兄弟、子侄、族人，动辄以三四十或五六十数。

后者除了同样采用家传形式外，还打破了朝代的界限。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以重视婚宦来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因而也就必然重视作为婚宦的依据的家谱。

《魏书》和《南史》《北史》为门阀地主作传，或直接取材于家谱，或仿照其形式，都会使门阀地主感到满意的。

从编撰思想来看，《魏书·官氏志》和《宋书》在对传主人物的刻意选择上，都反映了作者浓厚的门阀观念。

《魏书·官氏志》除了叙职官外，后半部分专叙氏族，这在以前的各史中是罕见的。

《官氏志》记载了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厘定姓族的诏书，规定皇室以外的八大姓，可与北方汉族崔、卢、李、郑四大姓相侔，最终完成了鲜卑贵族的门阀化。

《宋书》列传半数以上都是为门阀地主立传，而作为士族冠冕的王、谢二姓，就有20余人入传。

当然，对门阀地主的溢美之词，各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存在决定意识。

我们不能要求魏收、沈约、李延寿等人脱离当时的政治、风习来写历史。

魏收撰《魏书》时，还曾受到一部分门阀贵族的反对；沈约生活在门阀观念极重的齐、梁之际；在李延寿著书的年代，唐太宗、武则天还都在设法同门阀做斗争；等等。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怎么能要求他们的历史著作不带上时代的印记呢！

清人王鸣盛曾激烈地指摘李延寿“如此作史，无理取闹而已”

[19]。

我们的认识应当比王鸣盛来得更深刻一些。

另一个方面是崇尚佛教。

《魏书·释老志》也是当时的社会风貌的真实记录。

《释老志》论说佛、道二教，而以佛教为主。

它是北魏佛教的兴衰史。

《释老志》记：北魏统治者大多崇尚佛教。

早在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就下诏宣扬佛教“信可依凭”

，下令在京城修建佛寺。

沙门法果因得拓跋珪礼重，把拓跋珪比做“当今如来”

，“遂常致拜”

。

法果说：“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从这里，可以看到统治者和佛教徒的互相利用。

明元帝拓跋嗣希望“沙门敷导民俗”

，帮助他统治人民。

太武帝拓跋焘因发现僧寺秽行，下诏斥“胡神”

，毁僧寺。

文成帝拓跋濬时又尽行恢复。

宣武帝拓跋恪笃信佛理，每年在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由沙门条录，称为《内起居》。

孝明帝正光（520—525年）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