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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贞观政要1（第4页）

“知足”

“知止”

“居安思危”

等重大问题的议论，中心是一个如何巩固统治的问题。

他能够首先抓住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作为《贞观政要》开卷的第一篇，说明他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史家。

于《任贤》篇，吴兢列举了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等人的事迹，一方面固然是赞扬唐太宗的知人善任、爱才重贤，另一方面也高度评价了这些人在创立和巩固唐皇朝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于《君臣鉴戒》篇，吴兢表达了他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要性的认识。

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又多是从政治、经济中去加以总结的，并以此来说明有关朝代的治乱、安危，从而表明了作者并非是用“天命”

的转移来证明朝代的转移，而是强调了对于人事的重视。

皇位继承问题，是历代皇朝关注的大事。

吴兢在《贞观政要》卷四中着重反映了唐太宗君臣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置，尤其强调了选择老师、尊敬老师和教戒太子的重要。

于《尊敬师傅》篇引用唐太宗的话说：“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圣人，其无师傅，安可以临兆民者哉？……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

于《教戒太子诸王》篇，则引用唐太宗向大臣们转述他教戒太子的话，其中有两句是：“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

卷中所记，凡太子、诸王师傅敢于对太子、诸王进行规劝者，都受到唐太宗的称赞。

卷五、卷六共14篇，用以记述道德准则、政教之道方面的史事、言论；从篇数上看，它们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可以看出这在贞观年间是极受关注的事情。

其《仁义》篇反复称引唐太宗“以仁义为治”

的思想；而大臣们关于淳正风俗的议论则屡见于各篇。

后人评价贞观之治是“仁义之明效”

，自有一定的道理。

吴兢在第八卷中，列《务农》篇为首，而以《刑法》《赦令》等篇继之，反映了他对农事的重视。

于第九卷，他赞扬唐太宗慎征伐、主和亲、重安边的种种政绩，当然并不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一种美好的回忆，也是出于对现实的希望。

吴兢以《慎终》篇为全书之末，是希望君主们兢兢业业，“慎始敬终”

。

综观全书，各卷各篇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贞观时期的“人伦之纪”

“军国之政”

的面貌，进而展现出唐太宗君臣的政治家风采和人格魅力。

关于这一点，清朝乾隆皇帝的《贞观政要》序所引证的一句古语是非常中肯的，即认为那是一种令人企羡的“都俞吁咈”

之风。

这是形容君臣间融洽地进行讨论的和谐气氛。

即在讨论中，不论何人持何种意见，都不会影响这种讨论的进行和讨论的最终目的——做出当时最佳的决策。

诚信与坦率、深刻与大度、诤谏与宽容、自信与谦逊，等等。

在书中都显示得淋漓尽致。

这里，不妨略举数例，以见其真：

其一，魏徵曾向唐太宗上疏，提出慎于“十思”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

魏徵认为做到这“十思”

，进而“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

。

唐太宗读后，亲自写诏答曰：“披览忘倦，每达宵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