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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贞观政要1（第6页）

太宗君臣“垂世立教”

的美德、“典谟谏奏”

的词理，都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

，只要当今君臣“克遵前规，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

。

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他的撰述宗旨说得更加清楚。

他写道：“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

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

显然，吴兢认为他所处的时期的政治，已远远比不上唐太宗时期的政治了。

因此，他以耿直而诚恳的心情，向唐玄宗提出了这样的希望。

千百年来，人们重视《贞观政要》，阅读、讲解《贞观政要》，归根到底，是要通过它去认识和体验“贞观之治”

并从中受到激励与启示。

这已为千余年来《贞观政要》流传的历史和人们对它的评价所证明。

唐朝皇帝如宣宗，是把它作为座右铭来看待的。

金熙宗把它作为案头书来读，认为“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

。

元仁宗赞扬它“有益于国家”

。

明宪宗认为“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

。

清乾隆皇帝通过“读其书，想其时”

，探讨贞观年间“其所以致治”

，重要原因在于任用诸贤。

唐、宋以下，大臣、文士也都从各自的认识出发评论了《贞观政要》的价值。

其中，元人戈直的《贞观政要》序所论是有代表性的。

第一，他称赞《贞观政要》的史文和纪事有重大的历史影响，说它“质朴该赡，而所纪之事详。

是则太宗之事章章较著于天下后世者，岂非此书之力哉！”

这是指出《贞观政要》对于反映“贞观之治”

所起的重要作用。

第二，他指出“贞观之治”

的业绩对于后世的意义，认为唐太宗“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

后之人君，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交有所益乎！”

这是说明后人从唐太宗的政治作风中可以借鉴的具体内容。

《贞观政要》这部史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受到上自在位皇帝，下至普通士人的推崇、重视，以至于规法、仿效，可见它的历史分量是很重的。

这一点，当毋庸置疑。

现在，时代不同了，社会历史的内容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人们从认识“贞观之治”

与《贞观政要》的关系中，仍然可以获得许多启示。

早在2000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就说过这样的话：“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

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

其大意是：后世的人们认识历史上的事情，是作为一面镜子来看待，古今情形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成功，所以不要把古今混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