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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述史学的成就与风格1（第3页）

五代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颇得力于唐代的《国史》。

《旧唐书》的作者们不仅抄录了唐代《国史》的原文，甚至连同韦述在《国史》中所写的论赞也加以照录，内中有的仍然保留着“史臣韦述曰”

的字样（如《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后论即是）。

这不论是《旧唐书》作者出于何种原因而致，但它却可以让人们更真切地看到韦述对于唐代《国史》所做的贡献。

第三，韦述在制定《唐六典》一书的体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玄宗诏令徐坚等修撰《六典》，但体例却始终确定不了。

“徐坚构意岁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历年未有所适。

’”

后来，萧蒿推荐韦述参加《六典》的撰著工作，“述始摹周六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

[11]。

由此可以看出，韦述在史书的编纂方面的丰富知识和创造精神。

他对于唐代典制体史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韦述之所以能在唐代史学上做出这些突出的成绩，是和他的治学态度、治史风格密切相联系的。

韦述治史风格，概括起来一曰博识，二曰勤奋，三曰直书。

首先说博识。

韦述兴趣广泛，学识渊博。

他不仅是一位大学问家，而且还是一位大藏书家。

从他的藏书范围，可以窥见其旨趣的广泛：“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

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以）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人尺题，无不毕备”

[12]。

韦述能够在史学的各个方面都取得成就，得力于其治学力求渊博，是无疑的。

人们称赞他“史才博识”

“当代宗仰”

，并不是过誉之辞。

其次说勤奋。

韦述一生治学勤奋刻苦，坚持不懈，绝不限于一时一事。

他幼时见到元行冲，“入其室观书，不知寝食”

。

他研究《姓族系录》，全在公务之余，“每私写怀之，还舍则又缮写”

[13]，“如是周岁，写录皆毕”

[14]，并在此基础上撰成《开元谱》。

他在成名以后，身居史职，仍然“嗜学著书，手不释卷”

，历数十年而不稍懈。

因此，在唐代史学家中，他是拥有丰富著述的代表之一。

最后说直书：“直书”

是史家的笔法，反映着史家治史的严肃态度和负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