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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1（第2页）

来看，他对《通史》和《科录》做出这样的评论是不足为怪的。

问题在于，刘知幾虽然对通史著述在历史编纂上多所指摘，可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提出如何撰写通史的创见。

这时，关于通史著作，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编纂上来看，大致还停留在《史记》的水平上。

《通典》的问世，打破了通史撰述上的沉寂局面。

从班固到杜佑，在关于通史撰述问题上，是沿着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发展下来的。

所谓“否定之否定”

，并不是完全回到原来的道路上去，它包含着发展和前进。

《通典》作为典章制度的通史，它继承了《史记》等通史之“通”

的传统，而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又都有新发展，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通史撰述的新格局。

关于这一点，章学诚是看到了的。

他说：

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

史籍标“通”

，此滥觞也。

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9]作焉。

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

[10]

章学诚提出的这四部通史书，唐、宋各占二部，而以《通典》为最早。

他说《通典》“以典故为纪纲”

，“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

，这就指出了《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主要特点。

对这一主要特点，近人梁启超又作了进一步阐述。

他认为：

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

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

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

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

遇所阙遗，见斯滞矣。

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

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

……此实史志著作之一进化也。

[11]

“正史”

书志源于古代礼书，梁启超说书志“导源于《尚书》”

是不妥帖的。

但梁启超所说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史书“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