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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1（第3页）

的论点，无疑是中肯的。

他认为《通典》恰是“统括史志”

“会通古今”

“卓然自成一创作”

的历史撰述的看法，当然也是正确的。

《通典》“以典故为纪纲”

“统前史之书志”

而又“会通古今”

的特点，在历史撰述上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旧唐书·杜佑传》在讲到《通典》的时候说：“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

这里连用两个“大”

字，可以使人想见，《通典》的问世，确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

诚然，《通典》的“会通古今”

，无疑是继承了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的撰述思想的余绪，这是很可贵的。

然而更可贵的是，《通典》“以典故为纪纲”

、开创了撰述通史的新途径。

这里，有继承，也有发展。

唯其如此，《通典》对后来出现的通史著作才可能产生极大的影响。

二

再说立分门。

这是《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又一个特点。

关于这个特点的由来，《旧唐书·杜佑传》有简略的说明：“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

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

。

所谓“分门”

，亦即后人评论《通典》时常常说到的“分类序载”

[12]，“每事以类相从”

[13]，“搜讨类次”

、“分门起例”

[14]，“撰述取法乎官礼”

[15]，等等。

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刘秩《政典》是一种“分门书”

。

而李翰《通典》序说《通典》“凡有八门”

，后来杜佑《进〈通典〉表》自称“书凡九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