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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1（第10页）

可见，《通典》中作者自撰的这一部分论议，是尤其重要的。

总之，《通典》以会通贯穿古今，以分门囊括制度，以论议阐述原委、指陈得失，是它在历史编纂上的显著特点和大胆创新。

这一创新工作，开拓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意义极为深远。

宋初，宋白、李宗谔续杜佑书，撰《续通典》200卷，讫于五代周世宗[32]。

南宋，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惜未成书[33]。

宋元之际，马端临称赞《通典》“纲领宏大，考订该洽”

；而他或“效《通典》之成规”

，或“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

，或增“《通典》元（原）未有论述”

之内容[34]，撰成《文献通考》348卷。

清代，又有《续通典》《清通典》之作。

这些情况，说明《通典》在历史编纂上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四

《通典》在历史编纂上也是有缺陷的。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礼典》的繁复，一是《兵典》的破例。

这两点，前人已经指出，而且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不过，即便对这两个问题，我们也不能像前人那样对《通典》作者作简单的指摘，而应作比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只有这样，才能中肯地指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缺陷。

《通典·礼典》凡百卷，前65卷为“历代沿革礼”

，分叙吉、嘉、宾、军、凶五礼；后35卷为“开元礼纂类”

，亦以吉、嘉、宾、军、凶五礼叙之。

尽管作者申明“沿革篇”

不同于“开元礼”

[35]，但其在编纂上终究不免失于繁重，故后人多所诟病。

这里，我想重复上文所引章学诚论《礼典》的一句话，即“盖其书本官礼之遗，宜其于礼事加详也”

。

我重复这句话，不是要用它来替《礼典》的繁复作辩解，而是为了说明必须从杜佑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来考察这个问题。

史载：唐初，太宗令房玄龄、魏徵制定《贞观礼》（亦称《大唐仪礼》）100卷，凡138篇。

高宗时，又诏长孙无忌等制定《显庆礼》（亦称《永徽五礼》）130卷，凡299篇。

玄宗开元年间，萧嵩等又撰《大唐开元礼》（亦称《开元礼》）150卷[36]。

唐代这些“官礼”

著作，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唐代门阀地主的习气。

这对于出身于高门大族的杜佑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影响。

可见，《通典·礼典》的繁复，是有其社会根源的。

我们在批评《通典·礼典》这一缺陷时，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

这里，我想进一步指出，由于《礼典》占了《通典》全书的半数，不仅使各门之间在比例上过于悬殊，而且因为《礼典》受内容和性质所限，这不能不影响到《通典》在经世致用方面的社会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