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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1（第2页）

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按：以上指《地理志》《沟洫志》《古今人表》及《郊祀志》）。

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按：以上指《艺文志》和人物列传）。

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按：以上是说《汉书》文字的典雅和内容的宏富）。

[4]

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班固撰写《汉书》的逻辑方法，即首叙帝、王、百官，天文、五行、律历次之，地理、沟洫、郊祀又次之，艺文又次之，末叙各种人物。

班固提出的这个逻辑，同样也没有反映出客观的历史进程。

但是，有一点是应当注意到的，就是：班固在表述他的逻辑方法时，好像比司马迁表述自己的逻辑方法更清楚一些，而这主要表现在班固对《汉书》十志的作用的认识上。

《史记》和《汉书》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但如果从历史和逻辑的一致这一要求来看，从它们所反映出的史学方法来看，证明它们还处在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

这并不奇怪，因为它们都是中国封建社会成长时期的史学著作。

《通典》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它的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所能够继承的历史上的思想资料，所能够接触的当时的社会思潮，都比马、班时代广泛得多、丰富得多、深刻得多。

这些，都会反映在杜佑对社会历史的观察和分析上，反映在他研究、撰写历史的方法上。

先从宏观方面考察。

杜佑明确地指出：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

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

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

[5]

杜佑的这一段话，是用大手笔勾画出的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及其相互关系。

在杜佑看来：应当通过教化去达到“致治”

的目的，而“教化”

，则应以食货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一套选举办法和职官制度；礼、乐、兵、刑，乃是职官的职能；州郡、边防是这些职能在地域上的具体实施。

因此，作者在《通典》中首先论述经济制度；其次依次论述选举制度和职官制度，礼、乐制度，战守经验，刑罚制度；最后论述地方政权的建置和边防的重要。

这里应当指出两点：

第一，杜佑把《食货》置于《通典》各门之首，然后分别论述了上层建筑的一些重要方面。

作者这一研究和表述历史的方法，可以说是在根本点上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

杜佑这一方法的理论根据是：“《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

《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夫子曰：‘既富而教’。

斯之谓矣。”

[6]乍看起来，这些理论根据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只是集中了古代思想家在同一问题上的一些思想资料的片断而已。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杜佑之前的所有历史家，都没有像他这样重视前人的这些思想资料，并把它们作为首先必须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根据。

仅此而论，杜佑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