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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1（第3页）

……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7]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科学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人们是不可能提出的。

但是，在中国哲学史和史学史上，唯物史观的萌芽是早就存在的。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杜佑已朦胧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本身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他的《通典》一书以“食货为之首”

的见识和方法，是中国中世纪史家“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

[8]的天才尝试。

杜佑虽然从他的先辈那里继承了某些思想资料，但他对它们都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并赋予它们新的含义和新的生命。

本来只是某些思想片断，而在杜佑这里却成了一种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成了一种学术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

毫无疑义，杜佑取得了他的前辈们所不曾达到的思想成果。

诚然，这一新的思想成果，与其说是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毋宁说是历史现实的必然产物。

《通典》以“食货为之首”

的思想和方法，无疑反映了时代的精神。

唐代自安史之乱（755—763年）以后，不仅政治上从极盛的顶点跌落下来，社会秩序极不安定，而且社会经济也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国家财政十分窘迫。

对于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盛唐以后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诗人在他们的著述、作品和言论里都有强烈的反映。

而整顿社会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则是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

于是，在肃、代、德、顺、宪、穆、敬、文、武等朝的八九十年间，讨论经济问题的学者纷至沓来，相继于世。

其中，比杜佑略早或大体跟杜佑同时的，有刘晏、杨炎、陆贽、齐抗；比杜佑稍晚的，有韩愈、李翱、白居易、杨于陵、李珏等[9]。

刘晏的理财，“常以养民为先”

[10]。

杨炎倡议和实行的两税法，以及朝廷围绕实行两税法所展开的激烈的争论，是唐代经济制度史上很重要的事件。

陆贽的经济思想在某些方面跟杜佑很相近，他认为：“建国立官，所以养人也”

，“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养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养矣”

[11]。

这些政治家的经济改革活动和经济思想，都是当时的历史现实的产物。

而这样的历史现实、经济改革和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启迪着杜佑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杜佑在《通典》里以“食货为之首”

，正是一个卓越的历史家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回答了现实所提出的问题。

《通典》之所以在根本点上反映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从《通典·食货》以下所叙各门来看，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也是很显然的，反映了作者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各部门的关系及其重要性的认识。

杜佑认为，在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各门中，职官制度是最重要的，所谓“行教化在乎设职官”

，就是着重强调了这一点。

选举制度是为职官制度服务的；而礼、乐、兵、刑等则是各级官吏代表最高封建统治者行使的几种职能，这些职能主要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化，一是刑罚，所谓“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

，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州郡，需要各级官吏“分领”

；边防，也需要各级官吏处置：这是实施上述各种职能的必不可少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