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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1（第14页）

关于这一点，不仅仅是与杜佑同时代的李翰、权德舆等非常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后人的注意。

朱熹一语破的：“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

[54]乾隆《重刻通典序》谓：“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

这个看法，也可以说是深得《通典》的要旨。

后纪昀等修《四库全书总目》，称《通典》是：“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

元元本本，旨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

[55]在考据之学盛行的年代，清人尚能如此称道《通典》，说它是“经国之良模”

“有用之实学”

，正可以反衬出《通典》在经世致用方面的特点是何等突出。

近人梁启超认为：杜佑“《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

[56]这是从《通典》的内容来说明它的经世致用的旨趣。

要之，自唐代至近世，人们对杜佑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的。

关于经世致用之学，中国学者一般都认为它产生于明末清初，而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得到发展。

但是，根据唐代中叶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家、文学家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根据杜佑在《通典》中所反映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判断，上述看法是可以商榷的。

我初步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经世致用之学，滥觞于唐中叶，从代宗大历年间至宪宗元和年间则显得尤其活跃；这时期的经世致用之学，用杜佑的话来说，它是作为“术数之艺”

“章句之学”

的对立物而出现的。

其后，南宋学者陈亮、叶適主张“功利”

之学和“务实”

之道，对朱熹学派宣扬的义理说教进行批判，是经世致用之学在理论上的前进；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更进一步把对理学的批判跟著述的实践结合起来，力倡“文须有益于天下”

[57]。

所有这些，都是嘉、道年间勃兴起来的经世致用之学的前驱。

《通典》的旨趣，反映了作者的鲜明的时代感。

这就是说，杜佑在《通典》中不仅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和问题，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回答了这些问题。

《通典》的时代感，上承司马迁《史记》实录精神的遗风，下开经世史学的先河，在中国史学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通典》的旨趣，建立在作者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的基础上。

这样一种历史哲学，在作者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比较充分的表现。

《通典》的旨趣，还反映了作者的历史进化思想。

进化的观点，讲“形势”

、讲“事理”

的观点，以及变革的观点，是杜佑历史进化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而核心则在于主张对陈旧的、过时的制度进行变革。

正因为如此，杜佑在《通典》中反复阐明“随时立制，遇弊变通”

[58]，“随时拯弊，因物利用”

[59]，“弊而思变”

[60]、“便俗适时”

[61]的论点。

这里，最重要的，一是“变通”

，二是“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