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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1（第13页）

的论点。

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他是从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角度来论证这个论点的。

杜佑写道：“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质事少，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

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

[50]。

对此，他在自注中都作了明确的解释。

杜佑从民族习俗上证明，上古之时，“中华”

也有许多“鄙风弊俗”

，跟“夷狄”

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他在讲到古代礼俗的时候，甚至认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

[51]。

杜佑的这些看法在理论上有重要的意义：它们进一步打破了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传统观念，即“中华”

一向就是先进的民族，而“夷狄”

从来就是落后的民族；同时，作者已经朦胧地认识到，上古之时“中华”

与“夷狄”

本是“一家”

。

杜佑的这些论点是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包含着某些真理的成分。

恩格斯曾经说过：

我们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一源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之点，也就越来越消失。

一方面这是由于史料本身的性质，——时代越远，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点；另一方面这是由这些民族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

同一个种族的一些分支距他们最初的根源越近，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接近，共同之处就越多。

……这一种或那一种特点，可能只有地方性的意义，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种特征却是整个种族所共同具有的，而史料的年代越是久远，这种地方性的差别就越是少见。

[52]

杜佑当然不可能懂得这样的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但他在一千多年前能够提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

的论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民族关系上，杜佑反对对周边少数民族滥施兵革，提出“来则御之，去则备之”

的方针；他批评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在这方面的失误，造成了“万姓怨苦”

的局面，称赞汉光武帝在这方面“深达理源”

，有所节制。

他的结论是：“持盈固难，知足非易”

；“持盈知足，岂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国之要道欤！”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个看法的正确，杜佑针对玄宗以来的历史现实写道：“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前事之元龟，足为殷监（鉴）者矣”

[53]。

关于民族间的战争，其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杜佑不可能对它们做出具体的分析、判断；但是，他对民族间战争的总的看法，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以上列举的杜佑的几个方面的思想来看，贯穿于其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他十分重视把历史经验跟当时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他的许多见解和主张都有相当的准确性和突出的针对性，具有直接为现实服务的作用和价值。

这是他“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的经世致用学术旨趣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