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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通典史论1（第9页）

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

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

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上良久曰：‘延尉当是也。

’”

杜佑的议论，就是针对此事而发，但是，杜佑所要批评的，并不是张释之说了“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

的话，而是批评班固在记载此事时，应全面考虑到张释之的为人及其在处理这一案件时的基本倾向，而不必把一些枝枝节节都写入传中，以致对后人产生不良影响。

他说：“纵释之一时权对之词，且以解惊跸之忿，在孟坚将传不朽，固合刊之，为后王法。

以孝文之宽仁，释之之公正，犹发斯言，陈于斯主，或因之**刑滥罚，引释之之言为据，贻万姓有崩角之忧，俾天下怀思乱之志，孙皓、隋炀旋即覆亡，略举一二，宁唯害人者矣。

呜呼！

载笔之士，可不深戒之哉！”

杜佑的这一看法，是否与史学上的直笔传统相悖？细考杜佑此言，第一，所谓“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

，似是“权对之词”

，并非张释之的本意；第二，“以孝文之宽仁，释之之公正”

，这样的事情也难得发生。

这正是从事物全局的逻辑关系上来看待历史记载的，与直笔原则并不相悖。

在此基础上，再说到历史记载可能产生的历史影响，则杜佑所论是中肯的。

《通典》作为典章制度的通史，它的史论所反映出来的史学批评涉及制度沿革者要更多一些。

如《州郡二》在讲到古九州时，杜佑根据先秦文献及后人的注，证明禹治水当在尧时，分天下为九州；舜时，更为十二州。

而《史记》记禹的治水在舜时，《汉书》则称尧时天下为十二州，禹治水后，更制九州。

所以杜佑说：“若稽其证据，乃子长、孟坚之误矣。”

又如，《州郡二》在讲到周末“国之分野”

的时候，引《汉书·地理志》所述秦地、魏地、韩地、周地、赵地、燕地、卫地、宋地、齐地、鲁地、楚地、吴地、越地等十三个地理区域。

尔后，杜佑评论说：“所列诸国分野，具于班固《汉书》及皇甫谧《帝王代纪》。

下分区域，上配星躔，固合同时，不应前后。

当吴之未亡，天下列国尚有数十。

其时韩、魏、赵三卿又未为诸侯，晋国犹存，岂分其土地？自吴灭至分晋，凡八十六年，时既不同，若为分配？又按诸国地分，略考所在封疆，辨详隶属，甚为乖互，不审二子依据。”

这里，杜佑提出了三个问题，即吴国未灭之时，还没有韩、赵、魏；韩、赵、魏成为诸侯的时间，上距吴灭已有86年；不是同时存在的地理区域，怎么好放在一起论列呢[3]？此外，也还有封疆划分上的具体讹误。

杜佑在评论的最后写道：“凡为著述，诚要审详。

若也但编旧文，不加考核，递相因袭，是误后学。

……然已载前史，历代所传，今且依其本书，别其境土，盖备一家之学，示无阙也。

其诸郡历代所属，则各具正于本篇。

有览之者，当以见察。”

一方面指出其不妥之处；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已载前史，历代所传”

这一事实，即既爱护前人，又不至于贻误后学，这就是杜佑不得不提出批评的缘故。

同时，这也反映了杜佑治学的严谨和做人的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