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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通典史论1（第10页）

杜佑撰《通典》，参考经史百家，群士议论，而于论礼之书和论地理之书，尤为重视。

《通典·礼典》占了全书半数，而《通典》史论的“说”

和“议”

，多在《礼典》之中，便是他重视礼和论礼的明证。

从上文论九州、十二州孰先孰后以及对《汉书·地理志》和《帝王世纪》的批评，可见他对于地理书和论地理之书的重视。

杜佑在《州郡序》中说：“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纤介毕书，树石无漏，动盈百轴，岂所谓撮机要者乎！

如诞而不经，偏记杂说，何暇编举（自注：‘谓辛氏《三秦记》、常璩《华阳国志》、罗含《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

参以他书，则多纰谬，既非通论，不暇取之矣。

’）或览之者，不责其略焉。”

从这里可以看出：杜佑对地理书的要义是极明确的，他不赞成把灵怪之事写入地理书中也是有识之见；但杜佑把《华阳国志》等书一概斥为“诞而不经”

，则未免过分。

与此相类似的，是杜佑对《水经》等书，也持否定态度。

他在《州郡四》后议中写道：“佑以《水经》僻书，代（世）人多不之睹，后有好事者于诸书中见有引处，谓其审正，此殊未之精也。

……又按《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详其恢怪不经，宜夫子删书以后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也，若《古周书》《吴越春秋》《越绝书》诸纬书是矣。”

对于杜佑的这种看法，今天应作辩证的认识。

一方面，《通典》作为一部十分严肃的典章制度通史，杜佑在采撰上采取严肃的、审慎的态度，无疑是必要的、正确的，一千多年来，《通典》始终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根本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在杜佑所处的时代，一般地说，对于杜佑所批评的这些书，人们还难以做出正确的说明和恰当的利用。

这不仅是杜佑个人在史学批评上的局限，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局限。

五、人物评价及其他

《通典》史论也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作为一个有多年宦途的史家，杜佑对执法公正的官员十分崇敬，上文说到他对西汉张释之的评价，就是一例。

他对本朝的徐有功也十分钦佩。

《刑法七》详记徐有功执法之事，说徐有功处在“周唐革命”

之际，“告密之辈，推核之徒，因相诬构，共行深刻”

，“朝野屏气，道路以目。

于斯时也，谁敢忠正？”

而徐有功“遂于群邪之侧，纵谄之旁，孑然介立，守法不动，抑扬士伍，慨朝端，终卒不渝，险易如一。

于是酷法之吏，诬告之人，见嫉甚于仇雠矣”

。

于是杜佑评论说：“详观徐大理之断狱也，自古无有斯人，岂张、于、陈、郭之足伦，固可略举其事。

且四子之所奉，多是令主，（自注：‘西汉，张释之，文帝时为廷尉；于定国，宣帝时为廷尉；东汉陈宠、郭躬，章帝时为廷尉，皆遇仁明之主。

’）诚吐至公，用能竭节。

若遇君求治，其道易行。

武太后革命，欲令从己，作威而作周政，寄情而害唐臣。

徐有功乃于斯时，而能定以枉直，执法守正，活人命者万计；将死复舍，忤龙鳞者再三。

以此而言，度越前辈。”

杜佑评价历史人物，不仅仅是一般地从历史人物的品质或事功去论其高下，而是特别着重于说明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从而加重了评论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