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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通历1（第7页）

一说，证明他毕竟不能完全摆脱正统思想的束缚，这是毫不足怪的。

在这样一个重新创造的过程中，作者对前史旧文的加工、删节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

如《晋书·张轨传》本文约4600字，而《通历》记张轨事仅250字，约占原文的118。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通历》的编纂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不少问题上，作者是经过认真思考、勇于进行创造的。

要之，《通历》作为一部特殊的编年体史书，还是很值得人们重视和研究的。

五、《通历》的价值

通过以上的考察，现在可以说到《通历》的价值了。

说到《通历》的价值，首先要看到它作为通史在中国史学发展上所处的地位。

清人徐松论此书说：“《通历》之书，录自正史，其淹贯博赡固不足以方驾《通鉴》，惟梁武帝《通史》不传[39]，史钞之存于今者，以此书为最古。”

[40]这主要是从历史文献学上来评定《通历》的价值。

如果从历史编纂学方面考察的话，《通历》的产生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依我的浅见，概括地说：它是处于《史记》以后至宋元时期通史著作获得巨大成就之转折时期的通史著作之一。

自《史记》以后、唐初以前，中国史学上的通史著作寥若晨星。

有唐一代，许多史学在撰述通史方面作了可贵的努力，成就突出，李延寿《南史》《北史》，韩琬《续史记》，高峻《高氏小史》，韩潭《统载》，许嵩《建康实录》，杜佑《通典》，马总《通历》，姚康《统史》等，是为其中荦荦大者。

从它们所包含的年代来看，《高氏小史》《统载》《统史》《通典》《通历》则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

而这些著作能够流传至今的，只有《通典》和《通历》了。

因此，《通历》一书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史学史上通史编纂，尤其是编年体通史编纂，是很有意义的。

而它作为中国现存的最早的编年体通史，自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通历》的价值，还在于它对后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本文在有关《通历》的流传的论述中已多有涉及。

这里着重要说到的，是它对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在记事和编纂方法上所提供的借鉴作用。

这里，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通历》记刘裕以宋代晋前的心理活动以及由他导演的一幕话剧，是这样写的：

帝（按：指刘裕）久劳于外，有怀代得。

尝宴，从容而言曰：“昔者桓玄篡逆，天命已迁。

吾首唱大义，兴复王室，南征北伐，克平宇内，功业既就，仍受九锡。

年将衰暮，位极人臣，盛满之诫，古人所重。

今欲奉还王爵，归老京师，诸卿以为何如？”

群臣咸称功业，而莫晓厥旨。

日昃，座散[41]。

傅亮遂（还）外，悟焉，而宫门已闭。

亮扣门求见，曰：“臣暂欲还都。”

帝识其意，许之。

亮即夜发，至京师，以禅代讽晋恭帝。

[42]

上文已经指出，在这一段记载中，有关傅亮觉察出刘裕有禅代之意并以此暗示晋恭帝一事，《宋书·武帝纪》及《南史·宋本纪》均未载，是《通历》作者马总自《宋书·傅亮传》采入。

今以《资治通鉴》宋纪所记与上文相比，则大致相同[43]。

像这样的例子，在《通历》和《资治通鉴》中，还可以举出一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