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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02（第3页）

《祈死》篇转述了这样一条记载：晋国的范文子因“君骄泰而有烈”

，必将有祸，为避免连累自己，乃请宗、祝为其“祈死”

；次年，范文子竟然达到了目的：死了[38]。

接着，柳宗元幽默而辛辣地指出：“死亡长短而在宗、祝，则谁不择良宗、祝而祈寿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这几句话，反映出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的坚定性，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幽默感。

在历史上，有多少帝王、显贵为了“祈寿”

干了多少蠢事！

在柳宗元看来，这实在是可悲、可叹而又可笑！

作者针对晋献公“卜伐骊戎”

一事，在《卜》篇中指出：“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

又说：“卜史之害于道也多，而益于道也少，虽勿用之可也。”

跟鄙夷“卜史”

相联系的，作者在《童谣》篇中明确地指出：“童谣无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柳宗元从否定“天命”

而旁及梦寐、卜史、童谣等与人事的关系，表明他把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贯穿到社会和历史方面，确比他的前辈们更加彻底。

《非国语》中所包含的这一部分思想与《天说》《天对》互相发明，构成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独特的体系，亦是他把“天人相分”

问题推进到比较完整的理论化形式。

（二）关于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有些历史现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甚至有因果的关系；而有些历史现象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联系。

人们在认识和记载史事的时候，对于这些不同的情况，应作具体的分析。

《国语》一书，有时把本来并没有任何联系的历史现象生拉硬扯到一块，甚至说成是因果关系，其思想认识上的根源仍是“天命论”

在作怪。

《非国语》对此有不少评论。

如《国语》记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年），谷水、洛水暴涨，因为洪水冲击，王宫受到威胁。

灵王打算堵塞洪水，以保王宫。

太子晋认为不能这样做，讲了一大篇理由，并断言：“王将防斗川以饰宫，是饰乱而佐斗也，其无乃章祸且遇伤乎？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至于今未弭。

我又章之，惧长及子孙，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

灵王不听，命人堵塞洪水。

《国语》接着写道：“及景王多宠人，乱于是乎始生。

景王崩，王室大乱。

及定王，王室遂卑。”

[39]这一段记载，是把灵王堵塞洪水这件事，跟后来景王时期的“乱于是乎始生”

和定王时期的“王室遂卑”

直接联系起来，看成是因果关系。

针对这一记载，柳宗元在《谷洛斗》篇中评论道：

《国语》还记了这样一件事：周敬王十年（前510年），刘文公和苌弘计划扩建成周城，晋国魏献子也同意这么做，并打算会合各诸侯国一齐来进行此事。

卫国的彪傒得知此事后，对单穆公说：苌弘不得好死，而且灾祸来得很快；魏献子也将不免于灾难；至于刘文公，不仅他本人，就是他的子孙也会有祸的。

果然，第二年魏献子就在大陆这个地方被火烧死了；周敬王二十八年（前492年），苌弘被杀；到了周定王时，刘文公的子孙亦遭灭亡[40]。

对这一记载，柳宗元的友人吕温曾撰《古东周城铭》（并序）予以驳斥，其中有两句是：“无天无神，惟道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