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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冕与会要（第11页）

御史台正朝廷纲纪，举百司紊失，有弹邪佞之文，无受词讼之例，今则重于此而忘于彼矣。

[40]

显然，御史台职责的走样，反映了政治风气的松弛，是一个令人忧虑的政治倾向。

苏冕还指出前史记事在年代上往往有误，如开元十四年（726年）潘好礼上表题年[41]，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四月房先敏获罪左授卫州司马事[42]，等等，反映出苏冕不仅关注“国朝政事”

的重大问题，也十分留意一些具体事件。

这些事例表明苏冕在编撰《会要》时，是注意保存有关文献的原始面貌的，自己不妄作改动，而是在必要处发表驳议，从而很好地继承了中国史学“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的优良传统，以至于我们在千余年后还能窥见《会要》的真面目。

当然，苏冕的论议，也有其未安与局限之处。

如中宗神龙二年（706年），追赠韦皇后（后废为庶人）之父为酆王，苏冕大发议论，写道：

天宝九载，有诏发韦氏冢而平之。

其时，差长安县尉薛荣先专知。

及见铭志，发冢日月与葬日月同。

旧为陵号“荣先”

，又与专知官薛荣先名同。

自闭及开，凡四十五年，而兆应若是，足表僭溢过分，殃咎夙成，有以戒将来暴兴者。

其中宝玉，已经盗发罄矣，而柩榇狼狈，徒生叹嗟，又足以诫将来厚葬者。

[43]

此说若非讹传，亦属巧合，论及“兆应”

，甚为无聊，此是苏冕历史观方面的局限。

当然，苏冕以此为话题，警戒世人不要追求和陶醉于“暴兴”

，不要奢靡厚葬，是有积极意义的。

苏冕对《贞观礼》和《永徽礼》的看法，似为认识未安之突出者。

《贞观礼》的篇目是：吉礼61篇，宾礼4篇，军礼20篇，嘉礼42篇，凶礼6篇，国恤礼5篇，总138篇，分为100卷。

苏冕对此不以为然，他提出批评，写道：

五礼等威，三代沿革，盖上圣有作，情必备于吉凶。

后世遵行，事岂变于文质。

源清则流永，根正则苗长。

我唐始基，刊正礼乐，去亡隋之繁杂，备前古之雅正，作万代法，成四海仪。

光阐皇猷，永固帝业。

而修礼官不达睿旨，坐守拘忌，近移凶礼，置于篇末，斯为妄矣。

房梁公（玄龄）、魏郑公（徵），庶务自殷，一心有限，虽统其事，无暇参详，为礼官所误。

不然者，白圭无斯玷矣。

他对于吉、宾、军、嘉、凶、国恤诸礼的编次不以为然，并认为这是“礼官”

所为，没有直接批评房玄龄和魏徵。

接着，他又对《永徽礼》提出批评，继续上文写道：

暨乎永徽之初，再修典礼，遂删去国恤礼，以为预凶事，非臣子之所宜言。

此又乖也。

且礼有天子即位，为椑，岁一漆而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