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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冕与会要（第12页）

汉则三分租赋，而一奉陵寝，周汉之制，岂谬误耶？是正礼也。

且东园秘器，曾不废于有司，国恤礼文，便谓预于凶事，何贵耳而贱目，背实而向声？有以见（许）敬宗、（李）义府之大妄也！

[44]

苏冕不赞成删去“国恤礼”

，认为这本是“正礼”

。

这里他没有批评“礼官”

，而是直接批评许敬宗、李义府了。

其实，苏冕对《贞观礼》和《永徽礼》的批评，都有可议之处。

首先是“五礼”

的排列顺序，认为不应是吉、宾、军、嘉、凶，而应按传统的顺序吉、凶、军、宾、嘉排列。

按道理说，这并不涉及对礼本身的改变，更谈不到房、魏为“礼官”

所误。

修礼是朝廷大事，且以房、魏之精明、干练，绝无“无暇参详”

之理。

值得注意的是，与苏冕同时代的杜佑，其《通典·礼典》对“五礼”

的排列顺序也是突破传统的，即按吉、嘉、宾、军、凶的顺序排列，杜佑还专就此做了说明[45]。

杜佑重礼，又是十分讲究逻辑关系的人，他认为从“吉”

到“凶”

，是一个逻辑结构。

这种思维，自亦有其合理性。

可见，《贞观礼》把凶礼置于“五礼”

之末，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其次是《永徽礼》删去“国恤礼”

，不论当事人出于何种考虑，也很难说是“大妄”

，因为“国恤礼”

本是在“五礼”

之外新增之礼，是否妥当，确要有一个过程才能最终作出判断。

杜佑是熟悉典章制度的名家，《通典·礼典》电没有强调说必须保留“国恤礼”

。

当然，像这样的问题，本是可以讨论的，不必以“误”

“妄”

冠之。

总的来看，苏冕的史识，可谓大醇小疵，留给后人许多启示。

苏冕在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撰成《会要》一书，至今整整1200年了。

苏冕生年不详，其撰成《会要》后两年，即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卒于家”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