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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冕与会要（第13页）

《会要》既“行于世”

，后人两次续修，足以表明其价值的分量，尽管人们不曾遗忘《会要》的作者苏冕，但对《会要》的面貌、创始的意义和苏冕的历史思想难免有些淡忘了。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会要体史书自宋迄清，发展为泱泱大国，实为中国史学上一个瑰丽的园地。

笔者有感于此，撰成此文，以表示对这位史学家的一点纪念。

同时，根据历史事实和历代学人的认可，我建议将来出版新的《唐会要》版本，可否署为“苏冕崔铉王溥撰”

，以符合历史本来之真相。

署上崔铉，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惯例，如《晋书》之署房玄龄、《旧唐书》之署刘昫，《明史》之署张廷玉然。

文中倘有不当之处，尚祈读者指正。

[1]原载《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2]虞世南：《帝王略论》序，见敦煌古书2636号《帝王论》残卷，据黄永武：《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63页。

日本东洋文库亦藏有镰仓时代《帝王略论》抄本残卷。

[3]以上五种史书，除《帝王略论》仅存残卷外，其余四种皆流传至今。

另有一些类似著作，早佚，不论。

[4]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崔元略传》附《崔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62页。

[5]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七《艺文志六》类事类，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293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太祖建隆二年”

，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9页。

[7]参见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210～211页；张舜徽：《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第229～231页；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95页；王朝中等：《中国古代史学习入门九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第255～256页；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8～279页；张传玺：《中国历史文献简明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63页；李学勤等：《中国古代史导读》，上海：文汇出版社，1991年，第196～197页；宋衍申：《中国史学史纲要》，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5页；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8～209页；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18～119页；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66～367页；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69～71页。

[8]《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

记：贞元“十九年二月，淮南节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又，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

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

从行文的语气来看，这两件事都发生在贞元十九年，故连书之。

对此，论者较少关注。

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主此说（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06～307页），今从之。

按：《通典》奏进，时在贞元十七年，此误，详后注。

[9]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下《儒学下·苏弁传》称：“当德宗时，朝臣受谴，少蒙再录，至晚年尤甚。

唯弁与韩臬得起为刺史，授滁州，转杭州。”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76～4977页）

[10]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苏世长传》附《苏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92～3993页。

[1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下《儒学下·苏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77页。

[12]杜佑进《通典》，事在贞元十七年（801年），见《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下》、《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参阅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5、3982页。

此处所记，误。

[13]前引《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

条作“缵国朝故事”

。

[14]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15]陈仲夫：《唐六典简介》，见李林甫：《唐六典》书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