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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鲍曼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理论（第3页）

事实上，任何关心公正的价值的人都不能简单地说：“国家的唯一作用，就是任自身衰弱、直至消亡。”

在鲍曼看来，完全自由的国家实际上是不可想象的，那将是一个非社会性的国家。

所谓社会中的自由，就是X的自由是将其自身建立在Y身上的，也就是说，自由首先是一种特权。

自由是社会中极其重要的分层因素，如果你的社会地位愈低，你也就愈是被决定性的，也就愈不自由。

因此，如果将不平等的话语与自由的话语分割开来，那么对两者都将是有害的，因为不平等其实就是不平等的自由，而自由就是行为的社会能力的提高。

在鲍曼看来，只有将不平等与自由联系起来考察，这两个问题才是可以理解的。

除了葛兰西之外，德国思想家齐美尔精辟的文化理论，也使鲍曼对文化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

1966年鲍曼发表了第一部全面审视文化问题的著作《文化与社会》，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葛兰西和齐美尔的影响。

在葛兰西看来，社会是由文化创造的、积淀的僵化的产物，它与不断发展的文化生产相并列，就像死尸与生命活动相对抗那样，而齐美尔则在文化理论中强调从经济领域到精神性领域的异化问题，认为异化了的精神产物最后与作为异化现实的制作者产生了冲突。

鲍曼在书中围绕葛兰西和齐美尔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从1973年出版的《作为实践的文化》开始，鲍曼在文化理论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观点，把文化作为不断发展的创造过程来加以把握。

最后，鲍曼一直关注的工人阶级和文化这两个主题，在他本人称之为“现代性的三部曲”

的三部著作中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这“三部曲”

就是《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现代性与大屠杀》和《现代性与矛盾状态》。

三现代性与大屠杀

作为犹太裔思想家，鲍曼认为犹太人意识在他的整个生活和学术生涯中的影响并不大，不过有三个阶段除外。

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波兰反犹太情绪大爆发，这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个犹太人。

第二个阶段是当他阅读他妻子写的有关“二战”

期间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书时，鲍曼一开始只是将大屠杀看成是墙上的一幅画，其后他将大屠杀看成是墙上的一扇窗，从中可以观察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正是出于这一想法，鲍曼在1989年出版了他自己的有关大屠杀的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并把大屠杀看成是对现代性的考验。

第三个阶段是当他发现犹太人常常被抛到了现代性展开的最前沿时，事实上，现代文化的创造，是与这些犹太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弗洛伊德、齐美尔、卡夫卡、列维-斯特劳斯、勒维那斯、德里达等。

鲍曼认为，在使得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成为可能的所有条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现代性本身，因此《现代性与大屠杀》并不是一本仅仅关于犹太人的著作。

鲍曼以极具挑战性的崭新论述反对把大屠杀仅仅看成是犹太人历史发展中的某一章节，同时，鲍曼也反对这样一种流行的观点，即现代文明的进步性胜利将会阻止此类大屠杀在西方历史中的重演。

与此相反，鲍曼认为我们必须将大屠杀理解为深深根植于现代社会本质中的重大事件，必须将大屠杀理解为深深根植于现代社会思想的中心范畴的重大事件。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鲍曼创造性地反思了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病态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服从和抵制的力量的来源。

《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对于文明、进步、理性等我们时代最根本的观念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鲍曼敦促我们要用新的眼光从后现代视角来看待现代性，他认为理性和效率是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所必须具有的条件。

大屠杀作为一个现代节目，如果没有官僚政治和专家技术统治，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现代思维强调对“技术”

问题的控制和对其解决方法的策划，为了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纪律、责任感和服从命令是绝对必需的。

况且，现代的解决方法是从原已知的那些问题资源的一定距离来贯彻执行的，因此就必然会牵涉到一系列的命令，可是命令发布者并不是作决定者，他们是通过一系列的中介或中间人来做决定的，而在这个系列中这些起中介作用的连接，正如韦伯早就指出的那样，已经预先设定好了要别人去完成的、数量限定的技术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操作的总体影响是看不见的，这就是正常的、现代的行事方式。

在这一点上，大屠杀也是正常的，而且文明也并没有因此“失败”

，相反，正是文明的一个重要层面使得大屠杀成为可能。

就像其他策划努力一样，大屠杀也是事先计划好的、有理性的并且是有科学知识的，它雇用了专家，在利用受害者理性合作的基础上使得大屠杀的实施变得越来越高效率。

大屠杀又是一个协调的过程，它综合了从运输到消灭等各种现代技术。

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显示出了乌托邦的社会作用有着别样的功效，表明了现代社会的成就具有令人不安的另一面。

大屠杀被当作了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就是完美的社会。

大屠杀同时也体现了社会策划的一种形式，它成了一个整体计划的组成部分，这样，大屠杀也就分享了现代性的整体论，参与了现代性的野心，社会整体也因此在科学基础上通过铲除“不被需要的”

少数得到重建，现实也因此得到改善，现实也因此在客观上改变得更好，从美学角度变得更令人赏心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