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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鲍曼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理论（第4页）

鲍曼认为大屠杀的运作机制是官僚政治，也就是说，大屠杀运用了现代社会日常性地使用的手段。

受害者被同周围人群隔离开来，周围人群无法看到他们。

可他们作为被监禁者，反倒成了官僚政治谋取支持的工具。

所有能为整体计划作出贡献的行动在官僚政治中都得到了系统化的鼓励，这一点甚至连行动的发起者最初也没有意识到。

在合作过程中，许多受害者渐渐地默默接受了折磨他们的种族主义者的逻辑：有些人不如其他人，这些人应该先于其他那些更有价值的人作出牺牲，从而使其他那些人免于牺牲。

而在最低一级进行合作的共同体（unity）领袖，就像在（屠杀）机器内部工作的人一样，只能集中精力对付手头那些直接的、实际的任务，他们很容易避免遭遇那条由计划者和专家来推进的那架（杀人）机器行进的最终底线。

在鲍曼看来，大屠杀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哭喊，它离先进工业社会和大规模组织的“普通点”

（thepointofordinariness）所共有的体验并不太遥远。

在鲍曼看来，犹太人是现代性伟大机遇的最富献身性的预言家，他们热切地想要同化到现代新生活中去，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同化到了他们自己的同化性的行为之中，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可以到达的地方。

鲍曼认为由于历史的偶然性，在理解现代文明的逻辑方面，犹太人的经历碰巧具有了特殊的意味。

鲍曼喜欢引用卡夫卡有关四脚动物的一个隐喻：它的后腿已经离开了地面，但它的前腿还没有找到插足的地方。

其实，人类的这一处境或多或少是普遍性的。

只是犹太人，特别是犹太知识分子碰巧首先发现他们自己正身处这一偶然性和选择性的境遇之中。

鲍曼认为他对于犹太人意识的思考，是纯粹知识性的和非感情性的。

鲍曼最欣赏下列三句有关犹太人的话：剧作家拉菲尔说过，“我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意义是，我在任何地方出现都是不合时宜的”

；斯坦纳说过，“我的祖国就是我的打字机”

；维特根斯坦说过，“真正的哲学问题能够被把握和解决的唯一地方是火车站”

。

鲍曼认为这三句话指向了同样的一个方向，那就是“无家可归”

，而正是“无家可归”

的感觉赋予了他最富活力的知识处境，使得他可以更少地受到规则的束缚，可以看得更远。

四现代性、后现代性和知识分子

在鲍曼的社会学研究中，他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特别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语境中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作用所作的论述，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一书中。

“知识分子”

，真可谓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概念，谁是知识分子、谁不是知识分子、怎样才算知识分子等的定义历来争议不断。

不过，很少有人像鲍曼那样注意到：所有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正是这个特性使有关知识分子的定义区别于所有其他的定义，那就是，所有这些定义都是自我定义的，“事实上，它们的作者就是他们试图定义的同一个稀少种类的成员。

因此，他们提议的每个定义都是一种为他们自己的身份划定界限的尝试。

每个界限都把一个领域一分为二：这里和那里；里面和外面；我们和他们。

最终每个自我定义都宣告了一种对立，这种对立通过界限一边的特征的在场和另一边特征的缺席表示出来。

然而，大部分定义没有承认其真正本质：即通过定义两个社会空间，他们假定他们有权划定这一界限。

相反的是，他们显然只注重界限的一边；他们假装把自己限定在被表述的某一边的特征中；而对于这一举措所产生的必然性分裂效果，他们则缄默不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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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鲍曼看来，当“知识分子”

一词在20世纪早些时候刚被创造出来时，是为了恢复和重新宣称那种社会的中心地位，是为了重新坚持那些在启蒙时代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相联系的全球性关怀。

当时“这个词是用来指称一个混杂的集合体，其中有小说家、诗人、艺术家、记者、科学家和其他一些公共性人物，这些公共性人物通过影响全民的思想，通过限制并影响政治领导人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进程，并将此看作是自己的道德责任和共同权利……这个词语因此是一个集合号召，响彻在界限壁垒森严的专业与文艺门类之上；是一个复兴‘有学问的人’的传统（或显现集体记忆）的号角，它体现着和实践着真理、道德价值、审美判断三者统一的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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