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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化美学（第2页）

理论就是提出建设一个和谐稳定、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新目标以及实现的途径。

其要点是：（1）交往行为合理化要求行为主体之间进行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诚实交往和对话，以求建立起相互理解、信任的和谐关系。

（2）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基本前提是建立人们共同承认和尊重的规范标准，即人的平等权利和尊严不受侵犯的“普遍伦理原则”

，这须交往者参与对规范原则的商谈、讨论、论证来达成。

（3）交往行为以语言为媒介，通过交往者之间的对话来实现。

于是，研究语言的交往职能和人工构造理想的“语言环境”

的可能性、客观条件，探讨说者与听者的对话关系及如何达到相互理解、一致的“普遍语用学”

应运而生。

（4）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革命不再用阶级斗争手段，而采取“纯粹交流思想”

的乌托邦模式，即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保障人际对话和交往行为合理化进行，摆脱国家的干预与控制。

总之，他的“交往行为”

理论，最终把历史唯物主义“改造”

成实现人们“语言行为”

的合理化，建立可能、有效、理想的语言使用规范问题。

这在政治上比其前辈明显趋于保守，而其理论的空想性质则依然如故。

哈贝马斯像

二对“批判美学”

的批判综合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不但在哲学、社会学上批判继承了该派第一代成员共同构建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

，而且在美学上也对其理论前辈的“批判美学”

进行了创造性的批判综合，这是他形成自己独特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出发点。

首先，他肯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创立者霍克海默对马克斯·韦伯文化合理化思想的吸收，他认为霍克海默将韦伯思想中隐含的两个重要论题揭示出来并加以发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原则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文化生活，造成了思想的丧失，理性为多种的信仰所取代，理性艺术瓦解，艺术作品变为文化商品，道德和艺术变得不合理了，同时造成了自由的丧失，认识工具理性使经济和国家变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迫使其他生活领域包括文化艺术从属于它们，处于生活世界的边缘，这意味着自由的丧失，意识的物化。

哈贝马斯认为这是从文化、美学上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有力批判，因此值得汲取。

其次，他对本雅明关于艺术在现代社会中起到拯救、批判的功能的观点十分赞同，但对其把拯救的希望仅放在非“光晕”

（aura）的现代艺术上则表示怀疑，他指出本雅明未看到现代科技带来的艺术作品的批量复制有可能使艺术丧失自主性，退化为宣传性或商品化的大众文化，从而丧失拯救、批判功能。

在艺术表现问题上，哈贝马斯吸收了本雅明用“寓言”

来概括现代艺术特征的艺术语言论，并发展、改造为建立在意义模仿之上的语言理论。

他认为，艺术的批判、拯救就在于发掘出艺术作品中所隐含着的“语义潜能”

（semaial），“只要这些潜能的来源并不趋于枯竭，那么，对于幸福的需求就能得到满足”

。

[11]但他同时指出本雅明的艺术语言论有一种怀旧、保守的倾向，“充其量只能把自己看作是对重要经验和乌托邦内容的验证和重复——而不能看作是结构的反思”

。

[12]

再次，他比较分析了本雅明和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力图达到对两者思想的综合和超越。

他认为，（1）马尔库塞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揭示出艺术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本质与艺术让人们安于现实的抚慰功能（gfun）之间的冲突，是一种“提高觉悟的”

反思性理论；而本雅明则坚守、拯救艺术品自身的真实内容，因而是“拯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