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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可待成追忆（第1页）

此情可待成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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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最要好的朋友是李秀林。

我们在彼此的挫折中，更强化了这种友谊。

秀林是我们系最优秀的教员，更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研室的学科带头人。

他对哲学教研室学科领先地位的确立功劳很大。

20世纪60年代他曾参加艾思奇主编的全国通用的哲学教材的编写。

人民大学复校以后，他又陆续参与主编适用于专业和文科的两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材。

这两种教材，不断加印，一版再版。

不仅我们系用，全国许多学校都用。

印数之多，影响之大，在同类教材中是绝无仅有的，确实是“洛阳纸贵”

。

▲摄于1954年研究班学习时。

后排左二为李秀林。

“八路棉服赤子心，山南海北分外亲。

满脸灿烂阳光照，沐浴真理向光明。”

我们都是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第一次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研究班三年是我哲学一生的关键岁月。

一提到秀林，我们就会想到他参与主编的教材；一提到哲学原理教材，我们就会想到秀林。

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

不仅是因为秀林对这两部教材的编写贡献最大，而且是因为教材的影响大。

一本好的教材，不仅对学生学习十分重要，而且代表的是一个系的总体水平，表现的是这个教研室全体教员的凝聚力与学术和谐。

可以说，一本好的教材就是这个系的标志物。

我就亲耳听见有的外校青年教师对秀林说，“您的教材是我的领路人”

。

这不是客气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两本教材的巨大作用。

要办好哲学系，一定要重视教材建设。

我们当然要重视科研，一本好的教材必须以科研成果为支撑；我们更应重视教学实践，一本好的教材必须以总结教学实践经验为基础。

但是科研成果如果不能被吸收到教材中，它的作用和影响是有限的；教学经验如果不能被编写教材时作为学生接受水平和需要的依据，这种经验只属于教员个人而不能成为“公共财富”

。

可以说，秀林主编的教材，这两方面都注意到了，既有深度又适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