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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编辑的忏悔（第1页）

【选文】编辑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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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

卢梭的《忏悔录》，记录了他平生见不得人的事情，有损自己人格的事情。

我想，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尽情去写，写写这些年都搞了些什么运动，写了些什么文章，那真要清夜扪心，不能入睡了。

“四人帮”

当权那十年，我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做好事情，如下田种地。

而随众呼喊，以“最高指示”

骂人，似乎既算不得好事，也非坏事。

不过也不尽然。

我就记得在自己被“解放”

那天的全体大会上，一个革命群众循例发言，骂我是“狗胆包天”

。

这句话竟使我一直牢记，无法忘怀。

（其实像这种坏话，自己岂有不讲之可能？）好事呢，也还是做过的。

就在我已经被“解放”

之后，在干校里没有被调回京的时候，那一段暂充连指导员，搞专案，任务是把前一段军宣队和造反派所定的案重新审查一番。

这时，地方军宣队已换了班子，对前案弄不清，更无精力去细细审查这些糊涂账。

于是我钻了这个空子，自己做主来搞这些所谓“专案”

，取消了几个荒谬透顶的所谓“结论”

：例如那些“结论”

把一个从不认识吴晗的人，说成与吴晗勾结；把一个前八年公安部就早已查清没问题的人，又说成“特务”

；把共产党自己的机构名称套在国民党头上，然后给人定罪……分辨了这么几件有些政治常识的人都能分辨的事，却使我觉得心里极愉快，夜里开始睡得香了。

多年对我冷冰冰的下级，如今见我也有了笑容。

我回京探亲没有几天就急着要回干校办我这些没有完的案子。

杨述奚落我：“忙什么，你这数不上数的干校小官！”

我撇撇嘴，说：“算不上官的小官！

可是我做这些年工作，还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做得高兴哩！”

所以说，别人的文章只讲自己在干校受的苦，我除了受苦之外，倒也有些安慰。

1973年，我离了干校，回原单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实则是回到了真正的囚笼，真正去做自己应当忏悔的事情去了。

我虽不再当领导，上有军宣队，却也算做了社领导小组的一员，管业务，就是管组稿出书。

但是，这时哪里还有什么作家来写稿出书呢？有的进秦城监狱了，有的下干校了。

要出书，就要靠“工农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