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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代和会通之间（第2页）

1977年年初，我去看白先生。

我那时已经40岁了，而且跟先生也有多年没见面了，所以就不好直接向先生请教“该研究什么问题”

，只好委婉的请教问先生：“先生您看我今后读点什么书啊？”

白先生当即明确指出，说：“那当然还是读史学史的书！”

听了他这一句话，我就决定了下一步该怎么走——回到史学史上来。

当时，我在内蒙古通辽师院教中国古代史，从1973年开始一直没有间断过，但白先生说了这句话，使我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所以把民族史、断代史研究的可能都排除了，决心回到史学史这个领域。

记得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整理本《史通》，两块八毛钱，我跑了三趟新华书店，才下决心买下来，因为当时经济上很困难。

白先生只说了那一句话，我也不好意思再问：“史学史从哪里开始研究呢？”

我就考虑，如果研究史学史，那很可能从司马迁《史记》开始，因为司马迁在史学史上地位高，影响大。

当时我手头有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司马迁《史记》研究目录索引，我一看，成果这么多，目录都有一本！

要把它们都看了，很困难，有的资料也无法找到。

这样我就放弃了从中国史学早期阶段进行研究的计划。

因为对唐代历史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决定从唐代做起。

这一决定还有一个考虑，20世纪60年代初，白先生写的《中国史学史教本》只写到“刘知幾的史学”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想继承老师的事业，从唐代开始往下写。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通过我的初步的学术调查，发现唐代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多，只有刘知幾的研究受到关注，还有三四篇研究杜佑的文章，确有很多领域可以开垦。

为什么是“破釜沉舟”

呢？这是当时真实的心境。

因为自己在40岁的年纪才选定一个研究领域，时间已经不允许我再犹豫不决了，所以说是“破釜沉舟”

啊，成也是它，败也是它，绝不犹豫了。

这篇《自序》谈的“窗前，灯下”

，“酷暑，严寒”

等，确实也感动了不少年轻人。

书中的文章都是在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写出来的，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讲很重要。

你说的“尽管条件极其艰苦，却一直坚持发奋读书”

，那是因为在潜意识里有一个信念，就是“不能给老师丢脸”

，所以不敢放松，哪怕做的事情与史学史无关，也要努力做好。

从我自己来说，也一直有读书、作文的习惯。

你讲到我“写了一些关于地方史的文章”

，我今天都还在向博士生们强调，这是一种对待工作的态度，即“不因其小而不为”

，这是为所在地方出力的机会。

我们研究史学史，到地方去，就应该与地方需要结合起来。

这对我们自己的专业可能不重要，但对地方却很重要。

我写的那些关于地方史的文章，可以说是在偶然的机会把我的积极性激发出来了。

1979年，新中国成立30周年前夕，内蒙古《哲里木报》的总编希望推出一些比较有分量的文章，就派人跟我约稿。

什么是“有分量的文章”

？谁都不好界定。

我就建议，作一篇关于哲理木地理沿革和历史概况的文章。

因为我曾经在1975年参加过吉林省博物馆考古队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通辽市进行的一次文物普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