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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代和会通之间（第4页）

后来听一位老师跟我说，当时在关于学生毕业论文的总结会上，白先生特意提到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在四五年级时写成的，用了很多精力，自己很珍惜，所以文章的草稿我一直留在身边，所谓“敝帚自珍”

吧！

以后到内蒙古，下乡劳动，我住在大队保管员的办公室，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把文章草稿拿出来重新整理。

整理后的文章不足三万字，约两万六千字。

1980年，我把它寄给《学习与探索》编辑部。

这篇文章在1981年《学习与探索》第1期发表了。

也是在1981年，我回到北京，就把这期杂志送给赵光贤先生，说：“赵先生，这是18年前您指导的我的毕业论文。”

赵先生很高兴，还要求他当时指导的研究生研究春秋时期前后的民族关系。

我的体会是，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个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那是极好的提高机会。

这个过程仍然是一个读书的过程，要读《诗经》《左传》《国语》等书，还要阅读清代人的研究成果，如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江永的《春秋地理考实》等。

现代学者如马长寿、蒙文通的著作，也在阅读范围之内。

这些阅读，直到今天我都在受益。

周：您能结合唐代史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谈谈您在研究过程中的心情和感受吗？

瞿：好的，我们似乎说得太远了。

我当时的心情，在《唐代史学论稿》自序中有清晰的表述，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下定决心”

和“奋起直追”

。

所谓“决心”

，就是确定研究领域或者研究方向；所谓“追”

，就是“追”

回那逝去的岁月。

这就是研究唐代史学起步时的心情。

我研究唐代史学的步骤，大致有三个环节：一是做“唐代史学编年”

，大约有十万字，同时积累了一些问题；二是研究和撰写专题，从札记到长篇论文；三是对唐代史学做整体概括。

在这方面的考虑，当时是自觉的和明确的。

至于研究过程中的感受，总的看来是被一种兴奋的情绪所笼罩着。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是自己下了决心，思想集中；二是被研究对象所激动，如《隋书》史论与总结历史经验的关系，《南史》《北史》同民族交往与国家统一的关系，柳宗元史论的境界和价值，杜佑《通典》的旨趣、结构和史论，中晚唐史学家对史学认识的深入，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撰写，不能不让人感到兴奋。

周：那您是否也曾经遇到过困难？您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瞿：当然遇到过困难，也产生过困惑，这是避免不了的。

首先是资料方面的困难，如查阅《全唐文》，是到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翻阅尘封已久的《全唐文》；阅读《通典》，用的是万有文库的本子，字很小；有的书，要到“丛书集成初编”

中去耐心查找……当然，更大的困难还是研究中遇到的困难。

如研究唐代谱牒之学时，就想弄清它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谱牒之学的关系，于是写信请教厦门大学的韩国磐先生；有人质疑我写的《韩愈与〈顺宗实录〉》一文时，我写了答辩文章，为了检验我的文章是否有答辩分量，我把文章寄给河北师院（今河北师范大学）的胡如雷先生和辽宁大学的陈光崇先生，请他们批评、指正；在起步之初，我也曾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向漆侠先生请教过；等等。

所有这些，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和有力的支持与鼓励。

我在当时就是这样来“克服”

困难的。

回想起来，我十分感谢这些给予我帮助的学术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