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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第1页）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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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最初几版刊行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度量托尔斯泰的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

种子还埋在泥土中，应当等待夏天。

今日，秋收已毕。

从托尔斯泰身上长出整个的支裔。

他的言语见诸行动。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先驱者圣约翰之后，接踵而来的有印度的救主——圣雄甘地。

人类史上毕竟不乏令人叹赏的事迹，伟大的思想努力虽然表面上是归于消灭了，但它的原素毫未丧失，而种种回响与反应的推移形成了一条长流不尽的潮流，灌溉土地使其肥沃。

一八四七，年轻的托尔斯泰十九岁，卧病在卡赞医院，邻近的病**，有一个喇嘛僧，面部被强盗刺伤很重，托尔斯泰从他那里第一次获得无抵抗主义的启示，为他将来在一生最后的三十年中奉为圭臬，锲而不舍的。

六十二年之后，一九〇九年，年轻的印度人甘地，从垂死的托尔斯泰手中受到这圣洁的光明，为俄罗斯的老使徒把他的爱情与痛苦来培养成的；他把这光明放出鲜明的火焰，照射着印度：它的万丈光芒更遍映于全球各部。

但在涉及甘地与托尔斯泰关系以前，我们愿将托尔斯泰与亚洲的关系大体上说一个梗概；没有这篇论文，一部托尔斯泰传在今日将成为残缺之作。

因为托尔斯泰对于欧洲的行动，也许在历史上将较对于亚洲的行动更为重要。

他是第一个思想上的“大道”

，自东至西，结合古老的大陆上的一切的分子。

如今，东西两方的巡礼者，都在这“大道”

上来来往往。

此刻我们已具有一切为认识本题所必需的方法：因为托尔斯泰的虔诚的信徒，保尔·比鲁科夫把所有的材料都搜集在《托尔斯泰与东方》一书中。

东方永远吸引着他。

极年轻的时候，在卡赞当大学生，他便选了东方语言科中的阿拉伯—土耳其语言组。

在高加索从军的几年中，他和回教文化有过长久的接触，使他获有深刻的印象。

一八七〇年后，在他所编的《初级学校读本》中，发现不少阿拉伯与印度的童话。

他患着宗教苦闷时，《圣经》已不能满足他；他开始参考东方的宗教。

他对于此方面的书籍浏览极多。

[458]不久，他即有把他的读物介绍给欧洲的思念，《圣贤思想》集便是这个思想的结晶，其中包括着《圣经》，佛，老子，克里希纳的言论。

他早就相信人类一切的宗教都建筑于同一个单位之上。

但他所寻求的，尤其是和亚洲人士的直接的关系。

在他一生最后十年中，亚斯纳亚与东方各国间的通信是非常密切的。

在亚洲各国中，他感到在思想上与他最接近的是中国。

但中国思想却最少表白出来。

一八八四年时，他已研究孔子与老子；后者尤为他在古代圣贤中所最爱戴。

[459]但托尔斯泰一直要等一九〇五年方能和老子的国人交换第一次通讯，而且似乎他的中国通信者只有两人。

当然他们都是出众的人物。

一个是学者TsienHuang-t'ung[460]，一个是大文豪辜鸿铭，他的名字在欧洲是很熟知的，北京大学教授，革命后亡命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