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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清代的社会（第1页）

第二十四章清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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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起清代的社会来，确乎和往古不同。

因为他是遭遇着旷古未有的变局的。

这旷古未有的变局，实在当十六世纪之初——欧人东略——已开其端。

但是中国人，却迟到十八世纪的中叶——五口通商——方才感觉到。

自此以前，除少数——如在海口或信教——与西人接近的人外，还是丝毫没有觉得。

清代是以异族入主中国的。

而又承晚明之世，处士横议，朋党交争之后，所以对于裁抑绅权、摧挫士气二者，最为注意。

在明世，江南一带，有所谓投大户的风气。

仕宦之家，僮仆之数，盈千累百，不但扰害小民，即主人亦为其所挟制。

[1]到清代，此等风气，可谓革除了。

向来各地方，有不齿的贱民，如山、陕的乐籍，绍兴的惰民，徽州的伴当，宁国的世仆，常熟、昭文的丐户，江、浙、福建的棚民，在清世宗时，亦均获除籍。

此等自然是好事。

然而满、汉之间，却又生出不平等来了。

旗人在选举、司法种种方面，所占地位都和汉人不同，具见第二十二章所述。

而其关系最大的，尤莫如摧挫士气一事。

[2]宋、明两朝，士大夫都很讲究气节。

风会所趋，自然不免有沽名钓誉的人，鼓动群众心理，势成一哄之市。

即使动机纯洁，于事亦不能无害，何况持之稍久，为野心者所利用，杂以他种私见，驯致酿成党争呢？[3]物极必反，在清代，本已有动极思静之势，而清人又加之以摧挫，于是士大夫多变为厌厌无气之流，不问国事。

高者讲考据，治词章，下者遂至于嗜利而无耻。

管异之有《拟言风俗书》，最说得出明清风气的转变。

他说：

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

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

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

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

大抵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国家知其敝而一切矫之，是以百数十年，天下纷纷，亦多事矣。

顾其难皆起于田野之间，闾巷之侠，而朝宁学校之间，安且静也。

然臣以为明俗敝矣，其初意则主于养士气，蓄人才。

今夫鉴前代者，鉴其末流，而要必观其初意。

是以三代圣王相继，其于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举而尽变之也；力举而尽变之，则于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祸。

清朝当中叶以后，遇见旷古未有的变局，而其士大夫，迄无慷慨激发，与共存亡的，即由于此。

此等风气，实在至今日，还是受其弊的。

我们今日，翻一翻较旧的书，提到当时所谓“洋务”

时，率以“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