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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庆幸我是个乡下孩子（第1页）

很庆幸我是个乡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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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来岁的时候，外公和姥爹（爷爷）都还活着，我喜欢听他们讲和村子背后山上的彝族人打仗的故事。

外公是共产党员，姥爹担任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甲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两个人身份的不同，从他们那里听来的关于战争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外公说彝族人很凶残，他们有枪，被他们抓去的俘虏从来没有健康的回来，要么死了，要么残了。

姥爹眼里的彝族则温和些，我记得无数个天空被夕阳染红的傍晚，姥爹坐在屋檐下，手拿长柄烟斗，我给他的烟斗里添上烟叶，他一边咂嘴一边开始讲：“山上那些老彝教嘛，有啥子嘛，就是有点不要命嘛……”

姥爹从不认为和彝族人的冲突是“战争”

，他们只是来抢汉人的牲口和钱财，抢到了就跑回山顶去了，姥爹也有枪，他不怕他们。

当然，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故事了，新中国成立后，彝族人直接从奴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新中国，他们的枪和姥爹的枪都交给了政府，彝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的冲突慢慢消失。

到我能记事的时候，每到赶场天，家门口总有彝族同胞来来往往，他们身上特殊的气味混合着咿哩哇啦的彝语塞满了我整个童年。

我出生在大西南云贵高原边陲的一个小村庄，小村庄地处一座大山的半山腰，再往山顶的方向爬两个小时就是行政区划在凉山州的彝族村寨了。

虽然属于凉山，但这些彝族村寨更靠近我们，他们但凡有商业上的需要都会往我们这边跑，彝族人理所当然地成为我成长里从不缺席的一部分。

“老彝教”

，我们那儿的人从来都是这么称呼彝族人的，“彝族”

这个说法太过文雅，放在一个民风彪悍的地方就有点奇怪。

一九八五年，爸爸是酒厂老板，我妈在我家院子里开了个商店，除了卖酒，也卖些副食布匹什么的，来商店买东西的人，有一半是彝族。

赶场的时候，背一筐洋芋下山卖给汉教（彝族人也这么称呼我们），再到商店里买酒喝到太阳落山，临走时给老婆孩子带一包水果糖一块棉布，这是每个彝族人最享受的一天。

那个时候，我家院子里常常挤满了彝教，他们大多席地而坐，几个人围坐一堆，每个人手里捏一瓶白酒，面前摆着一封红糖饼，吃一口红糖饼再举起酒瓶喝一口酒，然后嘴里发出“啧啧啧”

的感叹，个个快活得像神仙。

神仙们喝完酒就该回家了，但常常有人喝完还想喝，这就又来买，有的人没钱了，就把一开始给老婆孩子买的棉布糖果退掉换成酒，这些又喝完了怎么办？这时候就有人对着我妈喊汉话：“阿么老板娘喂，先赊起要得不？阿么，要得嘎？”

我妈通常是同意的，她如果不同意，彝教们就去找我爸，我爸爽快得很，二话不说就把酒给人了。

喝醉了的彝教走路东倒西歪，村子里的小孩子都有些怕他们，不过他们一旦借着酒劲唱起山歌来，小孩子们就围拢上来跟着穷开心。

那歌声准确地说是喊声，是从身体内部崩裂出来的带着一点曲调的喊声，通常是这样开始的：“阿么次朵—朵乐嗨……”

也有喝醉了打架的，他们自己打，也和汉人打，奇怪的是，不管喝得再醉也不会在我家院子里打，打架的地方通常是村口那棵老榕树下，那棵老榕树长在路边的高处，不少人打着打着就从高处滚下去了，这场架就算是打完了。

过不了多久呢，又看见打架的人结伴来我家买酒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