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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赖于此并扎根于此（第1页）

我赖于此并扎根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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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路上，于我，已是一种宿命。

在普兰邮电局的一次通话，使我明白我已走了多远——我处在朋友们认定的大地的边缘。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不知道我所在的具体位置，很多人没留意过这个地方，哪怕仅仅是在地图上。

但她是知道的。

她的心一直跟随着我的行程，像一个影子，准备在我滑倒时，扶我一把。

我在狮泉河写过一封信，那封信走了30多天。

而她则每天写一封信，通过心的邮路寄给我，想象中肯定我已经收到。

她的祝愿使我得以返回。

因为爱，她相信我肯定能够回去。

这是我回到万里之遥的她的跟前时，从她写给我的厚厚一摞信中得知的。

而另一位在更远处的京城的朋友则担忧地问我：“你到了那么远的地方，还能够走回来吗？”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过了好久才说：“我赖于此，并扎根于此。”

朋友沉默良久，并没有追究这句话的出处，只是真诚地说：“还是回来，无论走了多远，总能回来的。”

而我当时纯粹是“无家之游”

。

我像一个明朝时期的浪子，以颓丧的态度来选择这种生存放逐的方式。

在这种现实（转瞬即为历史）困境中，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我显得如此地无能为力，这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

我觉得自己连何心隐也不如，他还能够像他的老师一样，率性所行，纯洁自然，做一个行为与语言的浪子——在明朝专制腐败的政治环境中，做这样的浪子是十分危险的，时时都可能招来祸端。

而我只能沉默。

何心隐可选择“烈烈而死”

，可我仍然碌碌于世。

在语言的流浪之路上，何心隐自然是词锋锐利，蹈厉扬风，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他语言的翅膀被权力的铁腕揉得粉碎——可他毕竟做了啊！

我不知何以想起了明朝这个阳明学派的第四代传人。

这大概是因为作为“语言”

浪子的他，却在语言上失败了的缘故吧。

当然，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命运，也不是当时文人生存性的失败。

他们以“弃家”

来使自己的个体生命与世俗世界隔开。

这是在走向生命本质自由的道路上的初步胜利，其象征意义更是十分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