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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普罗米修斯的恶行（第6页）

，强调的还是那个“无”

字。

不过，古人当中搞政治改革的，不都是何晏，不都是夏侯玄，也有锐意奋发、积极进取的，王安石就是一个典型。

王安石是一个改革家，也是一个大学者。

我们现在谈起王安石变法，主要关注青苗法之类国计民生的内容，很容易忽略其思想教育方面的改革。

但要知道王安石冒天下之大不韪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一定先要扫清意识形态障碍，而《老子》思想恰恰就是变法派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

如果何晏在世，王安石至少在斗嘴上是输定了。

王安石作过一部《老子注》，可惜已经失传了，但有一篇总论性的小论文传了下来。

王安石的意见是，“有”

和“无”

的问题应该好好探讨一下，不要盲目地强调“无”

。

道有本末，万物生于本、成于末。

生于本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确实不假人力，成于末因为涉乎形器，所以少不得人力。

对于那些不假人力的自然之生，圣人可以无言，可以无为，而对于那些离不开人力的，圣人就不能无言，不能无为，所以圣人才制定了礼、乐、刑、政这四大法则。

老子却不这么想，以为涉乎形器的东西也不足言、不足为，所以排斥礼、乐、刑、政，只推崇一个“道”

字，这就是不明事理的高谈阔论了。

王安石接下来就引述了《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这段文字，说这个辐条和车轴确实是“当其无，有车之用”

，但如果以为起作用的就是这个“无”

，工匠干脆就不制作辐条和车轴算了，这一来还怎么“有车之用”

呢？今天人们都说当车之用的是“无”

，当天下之用的也还是“无”

，却不知道这个“无”

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

“无”

之所以“有车之用”

，是因为匠人先制作了车轴和辐条；“无”

之所以能为天下用，是因为先有了礼、乐、刑、政。

如果不要车轴和辐条，废弃了礼、乐、刑、政，以此来追求“无”

的效用，这不是虚妄是什么！

（王安石《老子》）

王安石敏锐地抓到了要点：《老子》这一章根本就不是在强调“无”

的效用，而是强调先有了“有”